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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新中国橡胶树育种科研工作纪实 作者：刘松泉 发表时间：2011-10-16 点击：960 图为本文作者刘松泉在研究橡胶育种 1990年5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我代表中国第一代橡胶树科研工作者向总书记汇报了“两院”艰苦创业的历程和为橡胶事业做出的贡献。总书记听后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应该将这些情况好好给青年一代讲一讲。我想这也是我们老一代人的义务和责任。下面我汇报三个问题。 　　一、服从党的需要，踏上橡胶树育种科研苦旅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帝国主义宣布参战，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10月19日，我国人民志愿军出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2月，美帝就下令封锁我国港口，禁止别国把天然橡胶卖给中国，妄图以断绝这种重要战略物资供应的卑劣伎俩，使我国在战争中失利。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8月1日召开第100次政务院会议，做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集中力量在华南大力发展橡胶，以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1951年11月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兼任局长，统管华南五省区植胶事业。1952年7月，人民解放军两个师、一个独立团改编为林业工程一师、二师，林业工程独立团参加橡胶树种植事业。组织东南亚国家的归侨担任某些种植橡胶的技术工作。同时高教部要求全国高等院校农林系师生参加橡胶树宜林地的勘测和规划建立国营农场的工作。当时的这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年近古稀的老专家老教授和年轻同志对国家的这一号召是抱着满腔热情积极响应的。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当时，这批知识分子每天要带上行李干粮步行几十里，进行勘察测量工作。他们头顶青天，脚踏草地，晚上没有住处，就钻进简易茅棚席地而卧。为了配合橡胶生产，决定在华南垦殖局下设立特种林业研究所进行橡胶树的科学研究工作。1953年高教部发出号召要求高等农林院校派出讲师以上人员支援华南筹建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当时我是南京农学院农学系讲师，对于党的这一号召在思想上展开了斗争，是留在南京过舒适的日子，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的单位去?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许多苦难的经历又浮现在眼前——我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离开家乡浙江平湖到内地求学的。不久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我靠救济读完高中。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土很快大片沦陷。1941年5月的一天，日本飞机20多架来疯狂轰炸丽水，仅在半个小时内就把这个县城夷为平地。飞机每天在学校上空盘旋和用机枪扫射。在这危急关头，学校提前发了高中毕业证书，我跟着逃难的人群仓惶出走，丢弃了棉衣棉被，带上单薄的衣物，每天步行80里。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山泉水。没有被子，夜晚钻进稻草堆度过长夜。后来到江西考上大学，虽有贷学金，但很少的贷学金只够买白饭吃，我有两年多时间就是靠青辣椒加盐当菜。而后靠垦荒种菜来维持生活。无钱买衣，我只穿仅有的一件毛衣和一条短裤，赤脚穿木屐，度过-3℃的寒冬。在大学4年中逃难2次。在当时毕业就是失业的情况下，毕业后，我有一个星期忍饥挨饿，是老乡救济了我才活下来。后来靠老同学父亲的帮助，才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位，勉强过着温饱的生活。1948年，我在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关怀下，又转到南京农学院执教。想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当党发出号召要求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责无旁贷的。我说服在旧社会曾经和我共患难的爱人，带领全家离开金陵古城，到广州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 　　特种林业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原英国领事馆内，研究对象是巴西橡胶树。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橡胶树，大学教科书中没有关于橡胶树的内容，林学院编著的树木志中有橡胶树这个名称，但无详细资料。1952年广州试种过橡胶树，但冬季低温下枯干，第二年再发，根本不可能搞科研。后来听说海南岛解放后有人调查过，解放前我国华侨种植的橡胶面积共3.23万亩，有106.65万株橡胶树，开割树约有64万株(包括云南）,年产干胶199吨。 　　我们要研究橡胶树首先要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去认识橡胶树。因此，所里决定从调查橡胶园着手进行科研工作。1953年7月全所人员包括老教授分几路出发到海南老胶园调查研究。当时特种林业研究所(后改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有一条规定——凡是出差工作的人都要带上行李，给每人发一顶蚊帐、一块油布和一把大雨伞，以便在无人烟的荒郊野地露宿。因为当时海南岛是十分荒凉的。我参加到海南那大一路的队伍，肩负着接管海南垦殖分局建在海南联昌的那大橡胶研究站（接管后改为研究所直属的海南联昌试验站）的任务。为准备野外露宿，带上了帐篷、帆布床、小凳子和餐具等必备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