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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马尼拉面孔 香港的菲佣选美比赛 图/高仲明 　　10月的最后一个周六，香港德忌利士街。天空裹着厚厚的云层，冷不防地落几滴雨，加重了秋的脚步。Linda把略微肥胖的身体压在低矮的四脚凳上，凳子是塑料的，红红绿绿叠了好几层，使她和3米开外、液晶屏里的主角们的视线平齐了些。 　　电视里在播犯罪纪实，丈夫怀疑邻居杀了自己的妻子，Linda看得目不转睛，菲律宾乡音增添了紧张的代入感，身边的脚手架、油漆桶、闲庭信步的花颈鸽随着暮色渐渐虚糊。 　　嵌入铁皮门的屏幕是窄巷一头德华大押老板的主意，投资带来的回报不俗――几乎每分钟都有顾客，尤以在港菲籍佣工居多。在这里，一台八成新的iPhone 4可以换到600港币。 　　600港币曾是Linda在老家的日清工厂半个月的收入，1999年，她告别当教师的丈夫和不满3岁的幼女，只身赴港。彼时，这条“亚洲小龙”正勉强挣扎出经济危机，外佣工资自1973年政府准许外籍人士担任家庭佣工以来首次下调5个百分比，降至3670港币。今年10月1日，香港劳工处调整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至4110港币。 　　Linda和她25岁的侄女在雇主家负责照顾一位老人，每月4750港币，逢圣诞和春节她们会收到一个不低于1000港币的红包。包括婶侄二人在内，雇主家有6个女佣，分别承担打扫、煮饭等家务事。 　　一聊起在菲律宾读私立大学的女儿，她的嘴就合不拢。为了省钱，她通常4年回去一次。脸书和Skype省了一大笔长途电话卡的开销，80港币每月的手机流量套餐维系着1300公里之外的母女亲情。好在明年，她将获得至少9天的有薪假期，女儿的18岁生日，可以不再缺席。 　　无法每年探亲还有另一个原因，护照在雇主那里。尽管香港《雇佣条例》规定：任何人士，包括雇主或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都不应未经允许替佣工保管身份证、护照等文件，但许多时候佣工不具备同雇主商议的底气。 　　在菲律宾，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费差别可以高达7倍。Janette的大女儿今年大三，在私立大学读计算机科学，每月开销7000比索（约合1210港币），小女儿才7岁。和Linda一样，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放下这份工作，和家人团聚，她也好奇地问过60岁仍留在香港不走的同行，对方的回答是“雇主不舍得放，家人不乐意收”。 　　许是换了新雇主的缘故，面对陌生人，她并不讳言之前的雇主小气，把两个孩子交给她，上下学接送，去超级市场，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们，她感到分身乏术，只希望自己拥有三头六臂。 　　她坚持了5年，终于忍不住炒了雇主鱿鱼，还给自己放了一个假.这么做无异于冒险――来香港打工的外佣早在办理佣工签证时已作出“无意不返回原居地”及“合约完结后两星期内离开香港”的承诺。这也意味着，如果Janette没能在规定时间内找到下家，她将失去继续留港的合法身份。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截至2013年底，外籍家庭佣工人数有320988名，比2012年增加近8600人，约占总人口的4.5%，他们中绝大部分为女性，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分别约占51%及46%。 终究还是外乡人 　　周末的中环属于膜拜香港权力与实力的游客，更属于这些来自贫穷国家的国际移工。商场、空地、天桥、台阶都是聚会的理想场所。你替我修眉，我帮你梳辫，几包糖果零食，叽叽喳喳打发掉大半天。 　　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吴永毅看来，这是一种集体化的“强迫出柜”，边缘族群被迫在公共空间展示秘密生活，却也使他们的“他者性”被放大检视。 　　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早在世纪之交就开始研究东南亚家务移工，她的著作《跨国灰姑娘》对“他者性”作了这样的诠释：移工固然被消费资本主义吸纳收编，成为低价商品与冷门时段服务的抢手顾客，然而，他们仍没有被台湾的公民社会接纳为其中的一员。 　　事实上，在亚洲各接纳国和地区，还没有外籍家佣凭借居住年限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政策或判例。 　　2010年12月，以香港资深大律师李志喜为首，协助3个菲佣及家庭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入境条例》对于在香港连续工作满7年的外籍家庭佣工不能凭此成为永久性居民的限制，认为该条文抵触《基本法》对永久性居民的定义。 　　案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支持者谴责《入境条例》纯粹是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反对者担心外佣取得居港权后，他们可能取代汉人成为多数族裔，香港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菲律宾人的特区。 　　经过两年零4个月的博弈，终审法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外佣败诉。 　　傍晚时分亮起的霓虹灯牌打在Janette深色的脸孔上，显得清晰模糊，她指着环绕的摩天楼说，“我对收入满意，是因为我从不买东买西。累的时候，我就坐着，或者干脆躺下，喝杯咖啡，但我不喝酒，也很少参加派对。” 　　和年轻一辈相比，跨国母亲的生活要清净素朴得多，每月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