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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党建责任思想 　　[提 要]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探索过程中，以西方优秀文化、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责任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留学经验，实现多元文化的相互整合。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培养全体党员的责任意识，强调党员队伍“三更”新思路；二是区分不同时期党的责任，以”改善党的领导“为重要抓手；三是推进相关责任制度建设，协调“权、法、民、责”关系，确保他律的实施与贯彻。 　　[关键词]邓小平；责任思想；党建 　　[作者简介]陈 婧（1992―），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意识形态研究。（上海 201620） 　　邓家老宅门口挂着这样的长联：“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邓小平的一生，受人爱戴，有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责任与担当，他在给《邓小平文集》写序言时，曾深情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为此，他从领导干部的历史责任和责任制度建设维度出发，论述责任思想，仅《邓小平文选》中“责任”两字出现频率就高达170余次。 　　一、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的来源 　　1.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来源于留学背景和“西学东渐” 　　法国“红色小镇”蒙塔尔纪的一处纪念碑上，有中国人民熟悉的一个身影――邓小平。当时年仅17岁的他曾在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勤工俭学，期间看到过太多不平等现象，深知国强则民强，邓小平深感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重大，更加迫切地想要改变中国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他看到了资本家的虚伪与丑陋，同时也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西方行政管理和现代科技所具有的潜在推动力。其次，“西学东渐”后，西方理性观念和民主法制文化涌入中国。中国法律史借助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法律诸如重刑责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批判，促使中国近代法律变革走向民刑分离，重视私法，产生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1]初步实现公民、权利、情感和法律等价值的重新排序，具体表现在：社会秩序的维系、处理公民与执政党的关系、党的领导人权力如何分配等多方面构建上，是一种法治化的创新，突破了以往的德治和人治，将责任作为每个公民，特别是党员的行为准则贯彻到法律中来。 　　2.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责任观 　　1926年，邓小平有幸选上前往位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参加理论学习。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2]内容涉及“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3]这次学习，为他责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如何处理国家和人民的冲突关系时，通过批判普鲁士内阁的虚假性和肯定黑森宪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阐明了离开法律的制约，责任制度成为一纸空谈；随后，在总结巴黎公社运动的实践经验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伟大革命：“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4]并对国家的性质和人民享有的权利范围做了科学界定。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关于构建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手段，强调各部门间应采取分权治理的管理方式，强化政务分开思想，实行简政，使得责任制意识深入人心。列宁在前人的基础上，细化了责任制的具体内容，将其应用在苏联政府的治理过程中。注重责任制文化的培养和自我批判的落实，对自身错误，如越权行为进行反省，并充分利用报刊舆论的监督功能，开辟“红榜”和“黑榜”专栏，对违背责任制原则的人员在“黑榜”上进行揭露，树立典型人物，对党的治理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则结合了以往经验，深化责任制建设，提出权力下放的重要思想，强调中央应充分授予党员干部和地方政府部分权力，调动下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推进改革创造了适宜的土壤和养料。他说：“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5] 　　3.邓小平党建责任思想来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王岐山曾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责任思想两者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好的界定，他说：“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6]邓小平的责任思想亦是如此，邓小平的妻子卓琳曾这样回忆：“邓小平有‘三爱’，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7]如“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资治通鉴》、由大量经济史料汇编而成的《二十四史》和记载各个人物传记的《三国志》。他以史为镜，取其精华，将书中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运用到了党建责任思想中，注重道德治理国家思维方式和人文情怀，将理论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他强调“治人”必先“修己”，只有在修己的基础上，选拔正确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