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的罪与罚.docVIP

诬告的罪与罚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坚决反对“七个有之”，其中之一便是“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甚至说到，“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正如前文所述，当下，诬告之风盛行不仅削弱和挤占了反腐办案的力量，对干事创业的干部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怎样避免让坚持原则的干部流汗又流泪，需要遏止住诬告之风，让诬告者输阵又输人。 　　正常举报、错告与诬告，区别在哪？ 　　信访举报，是民众监督党政干部的一种有力方式。在反腐败斗争中，信访举报逐渐成为发现贪官违纪违法线索的“主渠道”。 　　但在大量的正常信访举报信中，掺杂着不少诬告信。某市纪检监察机关信访室干部雷祥林对此深有体会，如何区分两者，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诬告一般会选择来信的形式，因为来访得面对面，上网会留下IP地址，打电话又怕录音。寄信隐蔽，也让人觉得安全。”雷祥林说，在他所接触过的举报信中，用打印纸的比例高达95%，其中大部分人是匿名举报，而诬告信主要源于此；手写体举报信大多是实名举报，正常举报居多。 　　再来看举报内容。“正常举报不会偏激，有事说事，条理清晰；诬告陷害则很容易偏激，一旦得不到支持就铺天盖地的写信，或者在网上公开污蔑。”雷祥林进一步解释，正常举报提供的信息很全面很客观，例如举报某一官员滥用职权、受贿，举报信中会详细阐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等都会涉及；但诬告信往往比较简单，仅仅是罗织罪名，提供不了事实依据，且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情绪化表达比较多。 　　另一个区分技巧是看落款。正常举报的落款有时是一人，有时却不止一人，多的时候甚至有几十人，有些还会在名字上按手印；诬告信几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多数情况下不落名。 　　区分正常举报和诬告还相对容易，甄别诬告和错告就得费点心思。某市纪检监察机关法规室干部代蒙解释，错告是指举报人因对情况不了解，认识上出现偏差，从而做出了不合实际的告发。要区分诬告和错告，就要厘清两个概念：客观上，是否有捏造违纪违法事实的行为；主观上，是否有陷害他人的故意。 　　“诬告就是捏造事实，而错告并没有，举报人是因误信了他人传言或者出现了认识偏差才会去告发。”代蒙举了个例子，某国土局职工误信了同事传言，举报该国土局副局长与一名地产商存在权钱交易，组织经调查后，为该副局长澄清了问题，并将结果反馈给举报者。这种情况，算错告。 　　“若是主观上具有陷害他人的故意，同样算诬告。错告则不然，举报人认为其告发的是真实情况，并非想陷害他人，而是出于维护党和政府形象与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的需要。”代蒙同时表示，是否主观故意并不好认定，“任何一个诬告者都会为自己辩解：当听到某人的违规违纪情况时并没有能力去查证，只有向组织反映。” 　　因此，要想准确判明以上两点，还得查明举报人告发的背景、原因、告发的事实来源、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之间的关系等。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准确区分是诬告还是错告。错告不算违纪，诬告要算，还会受到相应处分。 　　诬告者为何容易逃过惩罚？ 　　诬告者捏造事实，企图搞臭搞倒对方，以实现自己阴暗的目的，对社会危害极大，但与其“报应”又极不相符。有的诬告者虽然已被查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 　　河南宝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杰乘坐轿车违规行驶，被交警赵晖拦下，开了罚单。当天下午，李杰便以酒后执法为名投诉了赵晖。但经过测试，赵晖的酒精含量为零。在铁证面前，李杰只好承认自己诬告。但李杰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仅仅是隔空致歉了事。 　　还有的诬告者即使受到了处罚，但这样的惩戒完全起不到警示作用。 　　深圳市农产品公司丰湖水果批发市场经理黄文达等人，在深圳市农产品公司领导班子换届考察期间，不仅自己编写虚假举报信向组织告发班子成员，还鼓动群众参与诬告。事后，仅轻描淡写地给予其批评教育。 　　记者梳理了近年来发生的十余起诬告案例，发现只有1人因诬告陷害罪获刑，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剩余的没被追究责任。可以看出，相比诬告者造成的恶果，其付出的“代价”太小。我们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诬告者总能轻易逃过惩罚？追根溯源，可以从中发现端倪。 　　先从源头上看。为了捏造事实陷害竞争者，诬告者往往会采取匿名的方式。虽然中央早已出台了《对于匿名信处理的意见》，规定对“反映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或空扣帽子，没有事实的不予置理”，但在实际操作中，怎么界定是个问题。雷祥林说，“我们会挑选一部分匿名信去初核情况，如果没问题，就为干部澄清。至于匿名诬告者，很难查证其身份，只有不了了之。” 　　另一个查处难点还在于，一些“狡猾”的诬告者为了掩饰身份，会通过不明真相的群众来举报，这又为查处工作增加了难度。 　　其次是被诬告者本身。作为受害者，被诬告者的心情很复杂，既对诬告者恨得咬牙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