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洛丽塔.docVIP

迷失的洛丽塔 　　摘 要：当代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著作题材丰富，本文选取了严歌苓创作的一类典型题材，以严歌苓的四部短篇小说为文本支撑，从文化伦理、心理等方面探讨这些发生在年龄差异较大的具有洛丽塔色彩恋情中的少女心理。论文大致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一，从东西方文化伦理背景下的女性对待此类情感的态度差异，而其中东西方根深蒂固的血统以及不同的伦理背景以相异的方式影响了这些少女，使少女们在恋情中的表现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差异。其二，从弗洛伊德主义与伦理学角度探析迷失于忘年恋中的少女的心理表现以及原因。 　　关键词：“洛丽塔”；严歌苓；迷失；心理 　　一、“洛丽塔”模式之由来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她本人的人文关怀，对人性的深度挖掘都展露无遗。她坚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战场，决心从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1]严歌苓利用的她的鲜活的艺术生命不露痕迹的不动声色的和我们谈论人性。本文旨在探讨严歌苓的创作题材中独特的一类：陷入了独特的爱情模式下的女子心理状况以及原因，文中选择严歌苓的四篇短篇小说《扮演者》、《我不是精灵》、《风筝歌》、《阿曼达》为例展开阐述。 　　严歌苓对男女情爱的叙述有其特殊之处，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常态的爱情，或者有些学者称之为“忘年恋”。原因是，身处这样特殊模式的异性恋爱中大多是年龄差距较大的异性。“洛丽塔”一词来源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于1955年发表的著名长篇小说《洛丽塔》，小说描述了一位中年男人和一个名为洛丽塔的十二岁少女之间发生的乱伦故事，而“洛丽塔”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意象符号。 　　本文将严歌苓的四部短篇小说中出现的“大男小女”之间发生情感纠葛的故事模式称为洛丽塔模式――通常女方为少女，且与男方年纪相差较大。《扮演者》中的小蓉和钱克；《我不是精灵》中的穗子和韩凌；《风筝歌》中的肯特和英英；《阿曼达》中的阿曼达和杨志斌，叙述的都是十多岁的少女以及比她们大十岁以上的男性之间产生的感情。《我不是精灵》中的穗子，在开头第一段就说“许多人说我几乎是一夜间长大的，从那事以后”；而《阿曼达》中的阿曼达，在状告杨志斌诱奸出庭时，成了“有些经历和磨难的小妇人”。不难想象，小蓉以及英英也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一夜成长，那是因为她们经历了不寻常的爱情的洗礼，成为了一名具有女性特点的真正的成熟女子。 　　小蓉、穗子、英英、阿曼达们在特定的生长环境中拥有了对一份特殊感情的回忆，她们注定拥有与同龄少女不一样的生理与心理状态，不一样的成长历程，她们迷失在了不寻常的恋爱中，又迅速的得到抽身，这种痛是彻骨的。 　　二、东西方文化下雌性特性的不同演绎 　　情感是我们人性的基本欲求之一，在严歌苓的四部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跨越了种族，年龄，阅历，社会，家庭，道德，伦理，心理的障碍，其中《扮演者》与《我不是精灵》的背景发生在中国，而且时间相当的接近，而《风筝歌》与《阿曼达》的背景却是身处异乡的移民，只不过少女是东西方混血女子，也还是有一半的西方血统，骨子里、血液里衣承了西方文化中的奔放，爱好冒险与自由的天性。 　　从严歌苓小说中的少女们对待超越伦常的情感的不同态度与反应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熏陶下的雌性群体的不同个性。不同的民族衍生出了具有差异性的文化中的“洛丽塔”模式。 　　（一）东方伦理审视下的“母性”极致 　　以上提到过，《扮演者》以及《我不是精灵》均取景于中国，且年代相似，而且，女主人公均为十四岁的中国少女，但是小蓉和穗子对男主人公的情感，比之于英英和阿曼达的情感态度，更具有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母性色彩。严歌苓在《扶桑》中写到：“母性包含了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的最优美的体现。” [2]雌性的极致便体现为母性。 　　发生在《扮演者》中的钱克与小蓉之间的爱情背景，属于个人对领导崇拜的高涨的年代，个人的崇拜的范围扩大到了全社会的崇拜。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钱克被沈编导（小蓉的妈妈）指派演《娄山关》中的毛泽东形象，在闭关修炼后，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对自己长期不断的暗示和演习，钱克终于成功的让毛泽东“附体”，而让所有人臣服在他所制造出来的领导的威严之中。小蓉对钱克的恋爱实际上是小蓉爱上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象”，是当时的全体社会崇拜情绪使然。小蓉爱上的是全社会崇拜的一种威严，小蓉对钱克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敬畏和崇拜，钱克撕毁了她的纯洁，就像钱克杀死她的白猫一样，小蓉怀着母性的宽容的、心甘情愿的敞开自己，让钱克掠夺和侵害。 　　《我不是精灵》小姑娘穗子怀着一种母性的悲悯情怀，下定决心要将因为文革而变得冰冷的韩凌拉回温暖的怀抱。穗子给韩凌写的信中说：“我愿以我的不谙世故，尚清白无辜的生命，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