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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 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1],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 　　建安文学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 （今邯郸临漳）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孔融 孔融 孔融(153-208)，字文举，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陈琳 陈琳（？ -- 217），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