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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了望时评》第24期 防新材料产业“大跃进” 新材料产业落后，一直是制约我国相关工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国家作出了加快培育新材料产业的决定。然而，这一决定本是英明之举，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 在一些地方，出于“政策红利”预期和当地GDP考虑，新材料产业项目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争取上”。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盲目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和财力的浪费。 以当下颇为热门的碳纤维产业为例，目前国内的生产能力已达到3400多吨，在建14000吨，规划建设5万多吨。相对应的，国际市场需求在4万吨左右，国内市场需求只有6000吨～8000吨。可见，仅以中国的产量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绰绰有余。 实际上，不仅仅是碳纤维产业，从前几年的多晶硅，到后来的LED半导体照明，在其产业发展中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只要某方面的技术一突破，或是一被国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相关产业就一哄而上，相关企业也会如同雨后春笋般陆续涌现。 然而，市场的竞争是无情的。必须承认，在此等领域我国还只是个“追赶者”。上述产业当中，国内企业真正能够掌握完整核心技术的少之又少，许多关键的加工设备和原材料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大部分企业虽挂“高科技”之名，实则只能做些下游应用开发的“低科技”工作。 此外，国内企业分散，产业集中度低，横向联合困难，恶性竞争加剧，既无规模优势，也难有质量保证，大部分企业发展前景堪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投资越多，也就意味着明天的倒闭越多、损失越大。 当然，作为新生事物，具有高投资、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的新材料产业，在初始发展阶段出现一定的重复建设或许在所难免，但一旦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重点，就必须总结经验，避免盲目发展，降低产业风险。 首先，要科学选择战略性新材料产业，明确发展规划。应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强调核心技术、环境友好、节约资源以及市场竞争力等因素。对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所上马的项目加强监控，引导地方和企业科学有序地进入新材料产业领域。 其次，要改变多头管理，打破利益部门分割，成立统一的政府部门或领导小组来主管战略性新材料产业发展事务，强化执行、管理和监督工作。 再者，各地在国家战略规划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立足本地资源、产业、人才优势和生态环境特点，放眼世界市场，正确选择符合本地区实际、具有发展潜力的新材料产业。 工资协商重在党政责任 继通钢、林钢事件成为去年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之后，“N连跳”、停工、罢工等“热词”，又勾勒出了2010年劳资矛盾发展的新特点。在这背后，人们看到的是悲哀的双输后果。而这些超越法律边界的非正常事件，本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方式预防和化解。 以工资协商为核心的集体协商制度，是我国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调处劳动争议、化解劳资矛盾的有效手段。这一制度推行15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尚未在全社会形成“劳资平等协商”的氛围和理念。特别是从近期频繁发生的恶性劳资矛盾来看，一些地方工资协商实效不强。所在地党政部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是其中重要原因。 在一些地方官员眼中，劳动者权益受损、集体劳动争议事件频发，远不及征地、拆迁那么“火烧眉毛”；在思想意识上，也还没有把化解劳资矛盾，与招商引资、GDP数字增长放在同等天平上进行考量；在内心深处，担心“破坏”投资环境，顾忌资方的反弹、威胁，乃至害怕失去置身其中的既得利益，也使得有关党政部门缺乏推动工资协商的充足动力。 在构建和谐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背景下，时不我待，不进则退。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已经看到了工资协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独特作用。比如，重庆市成立了以副市长为组长，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市总工会副主席为副组长，多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领导小组。以“副省级带队”的强有力组织框架，保障了工资协商制度推行的质量。 再如，河北省率先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的专项地方法规，天津、内蒙古、浙江等地也正积极推动人大立法。江苏、河北、四川等省把工资集体协商作为“富民强省”的重要举措，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浙江等地还把工资协商建制列入地方党政考核指标，等等。 可以说，这些地方的党政部门，通过主动搭建化解劳资矛盾的制度平台，迈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一步，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占得了先机。 劳方、资方、政府，构成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铁三角。哪一方缺席，都无法使社会获得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的现实国情下，没有党政部门的力挺，单靠工会维权，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 日趋多发的劳资矛盾事件，已经预示出未来隐藏的稳定危机。值此关键时刻，各级党政部门理应做好劳资博弈“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本职工作，大力推动工资协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世博会锤炼排队精神 排队，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现在似乎成为了上海世博会的头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