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docVIP

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 内容摘要：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目标是寻求建立中国文论的现代知识形态，百年来经历了世纪初的转型发轫期、世纪中现代文论系统的形成期和新时期突破解构中的创新建构等几个阶段。新时期文论的创新发展走出了几种不同的路向，取得了一批相应的成果。当代文论仍保持着多元创新探索的态势，从总的趋向看是正在走向积极的重新建构。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面临着如何重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精神，文论的体系化、学科化、科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思想观念方法的问题，本文对此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走过的历程，从总体上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现代转型与发展的历史过程。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与发展的理论成果，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文学基本理论的变革与建构上，体现在各个时期文学理论的教科书中，因为正是在这些阐述文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中，比较集中地整合了一定时期文学观念变革的成果，显示了文学理论学科化、科学化、体系化建设的努力。基于这种看法，本文试图主要从文学基本理论的突破创新来观照和探讨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与发展的一些问题。 一、中国文论现代转型发展的几个阶段 追溯我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在近代梁启超、王国维之前，传统文学理论形态是“诗文评”，其主要特点，一是偏重于对作家作品的品评、评点、议论，其中可能涉及对诗文的基本看法，但往往是有感而发，不成系统；二是多为分体文论，如诗论、赋论、词论、文论、戏曲论、小说论等，少有综合性的、着眼于一般文学原理的探讨与理论建构，其原因也许在于，我国的各种文体类型是渐次发展成熟的，并且文学观念也是与时推进，不同时代相距甚大，还不大具备从总体上观照各种文学类型、探讨一般文学规律的条件。被称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虽然具有综论的性质，但毕竟是产生在中国文学和文论发展的较早阶段上，其理论的涵盖面仍然有限。清人刘熙载的《艺概》，谈文论艺，概而述之，似有点综论、概论的意思，但也只是文体及艺体之“概”，是各有关文体发展及人们的认识看法之“概”，说到底，仍未超出“诗文评”的范围。 以梁启超、王国维为起点，标志着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形态即“诗文评”形态走向终结，开始向现代文学理论形态转型。 所谓“现代”文学理论，我以为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具有现代文学观念，或者说体现了文学观念现代性的自觉追求；二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了文学理论学科化、科学化、体系化的努力。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作为新的知识形态，显然不是从古典文学理论形态中自发生长出来的，而主要是在对国外现代文论的借鉴接收中、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转型发展而来的。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形成和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第一阶段是世纪初至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论转型的发轫期。王国维借引叔本华的美学观作《〈红楼梦〉评论》，既显示了全新的现代文学观念，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形态，令国人耳目一新；梁启超则深谙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想，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大倡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给文学界以极大震撼。在他们的启发和策动下，文学界纷纷把目光转向国外，以寻求新的思想理论资源，探寻现代文论转型的道路。当时的一条主要途径，是经由日本而接受欧美文论，据有学者研究统计，从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共翻译出版文学基本理论著作三十多种，但以日本文论的影响最为深远独特。[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世纪初期中国人更多是到日本留学，加之东方相似的思维方式，因而中国学者和翻译家更习惯从日本转译欧美、俄苏的文学理论著作。而日本文论借鉴了大量的欧美文论家的新说新见，引证的材料广博，论述问题简明扼要，明白易懂，知识体系新颖。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受当时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潮的影响，采用的多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注重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符合当时文化启蒙人士的需要。”“这些译作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要知识资源，而且改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样式，直接提供了思想、观念及研究方式方法。”[②] 与此同时，新式教育体制的确立和新知识的普及，也为新文学理论的普及推广创造了条件。早在1914年，作为新式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开始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但所讲主要还是古人作文的“义法”，或者充其量是一门融通中西文学知识的课程。1920年，与译介日本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差不多同步，北京大学始开“文学概论”课程，但所讲内容仍比较杂泛，除“论一般文心之内容及形式”外，还包括文学史概要、诗文名著选等。及至30年代，才进一步明确这门课程的授课目的：“本学科先从文学论本身之源流，然后将历来关于诗歌、戏曲、小说等内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