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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如何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周期 徐宝林 发布时间:2008-12-15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 　　今年年初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等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已伴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成为当前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明显标志。一方面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今年以来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缩小，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今年上半年实际出口增长10.8%，由去年20.1%的速度减半，另一方面国内需求存在下滑，特别是住房等消费热点面临调整，消费需求增速出现调整。经过连续几年的价格暴涨和需求扩张之后，今年房地产需求进入调整期。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巨幅动荡或收缩，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必将回调。 　　我们认为，要全面认识本次增长下行周期就必须准确把握经济运行调整本质。美国次贷危机无疑是引发我国经济调整发展的导火线。一方面会影响我国对美出口贸易，另一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下滑并非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种十分深刻的周期性调整，其核心原因在于，次贷危机是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导火索和表象因素，决定世界经济周期的三大核心力量——“新技术扩散效应”、“全球化红利”与“全球经济不平衡”都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首先，世界技术创新的周期和扩散效应的作用规律决定了以信息技术为主题的新技术扩散效应步入下滑期，世界经济将告别“高利润时代”。美国经济衰退并非“次贷危机”等表面因素，而是技术创新效应和扩散效应开始处于阶段性衰减的实质。这不仅标志着本轮世界增长根本动力的衰竭，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世界经济告别了新技术创新与快速渗透阶段，世界经济周期开始进行大幅度调整。其次，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难以维系，以相对价格调整和汇率调整为主导的调整力量必然能通过次贷危机等事件为导火索，对世界经济不平衡进行反向调整，世界将告别“贸易流量大幅度增长时期”。世界不平衡问题在近五年出现极度恶化的趋势。不平衡的扩大必将意味着以美元为主体货币的国际流动性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必须寻找其合适的载体和恰当的途径，这决定了各种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成为必然现象。而这些泡沫的破裂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世界经济必须通过储蓄—消费结构的调整来逆向调整全球的不平衡。 　　“新技术扩散效应的衰退”、“全球化红利的递减”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将直接作用于中国宏观经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压低要素价格、高资源环境耗费、重速度轻分享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在经济赶超的大背景下，过去30年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扭曲要素价格的方式进行的，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同时，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过去30年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从国际比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率超过9%、持续增长超过30年的经济体只有博茨瓦纳(平均增长率11.5%，持续32年)、中国台湾(平均增长率9%，持续33年)和中国(平均增长率9.8%，已持续30年)。前两个经济体规模小，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的持续高增长是仅有的奇迹。但经济发展是有其自身规模的，中国也不能例外。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在十年左右。上一个低迷期始于1997年下旬。目前的周期在2007年或2008年到达一个峰值。过去五年，受益于宏观经济的良性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的总体发展形势良好，盈利能力不断得到提升。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必须审视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和发展速度，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发展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做好充足的准备。 　　经济增长下行周期中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从业务本质上看，商业银行具有亲周期性，即在经济高涨期，银行收益通常会增加；而在经济萧条期，银行收益会下跌。德意志银行采用弹性分析方法(弹性方法即GDP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银行的相关指标发生多大幅度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商业银行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1)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美国大型银行的不良率将上升0.3个百分点，小型银行的不良率上升更为明显，达到0.6个百分点；(2)美国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2.4，即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时，商业银行的ROE将下降2.4个百分点；(3)美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8，非利息收入的弹性为1.65，即当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时，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将分别下降0.8个百分点和1.65个百分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商业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