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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共领域概念及理论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成为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中的村民。今天的人类，在畅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丰裕、市场发达、交通便捷、信息通畅的福祉的同时，也饱尝着工业化时代大肆破坏生态环境、过度开采资源的苦果，面临着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尤其是核战争阴影下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严峻的形势，要求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建立起一种理性、多元共存的格局，而国家、民族的组成单元——个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也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以推动事务向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发展。这种用于公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公共讨论以形成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的空间，即公共领域。 一、公共领域概念及其演化 尽管欧洲在早期就已经开始讨论“公共性”（publicity），在罗马帝国时代甚至是更早的希腊，就已经对“公共”（public）有许多讨论，但一般认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美籍德裔杰出的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最早提出来的重要政治概念。阿伦特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复活共和主义理想。1958年，她在其最有系统性的政治理论著作《人之境况》中，首次表述了公共领域理论。在阿伦特的理念中，公共领域有别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学艺术的领域、私人生活的空间，及社会经济的领域等等。它特别是属于政治的。与“私人领域”相比对，“公共领域是指一开展的空间，在其中，言论、行为与政治事物和现象均能得其方位”，“凡能够透过言行表彰的，以及运用语言的表白、说服、论辩的事物或关系，都是公共领域的。”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的典范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因此，常被称为古典型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概念由阿伦特最早涉及并做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但影响不大。直到1989年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在美国问世后，英语世界才掀起一股探讨公共领域的热潮，并向中国学界波及。哈贝马斯早期的这本著述“基本上继承了阿伦特对古希腊时代公私领域区分的研究，以及她对近代‘社会’领域兴起的了解，但是他也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史架构，而试图给予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而对其理想类型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如下界定：“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1998年8月，哈贝马斯在答中国某学者问时，再次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艺转到了政治。”“这种联系和交往网络最终成了处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之外’、但与两者‘相关’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其产生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交换和由此带来的信息交换；而其转型崩溃也被归于同样原因。整个过程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当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重商主义阶段，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转型，其新的形态部分地表现为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分离。一方面，源自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萎缩了，让位于公共权力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后者以其国家暴力机构为后盾，围绕着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目的，对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展开管理活动。另一方面，大规模横向的远程贸易的兴起带来了新的交易场所和交易规则，打破了陈旧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形式（连带建基其上的封建等级统治制度的垂直依附关系），构建了由政府控制的广阔的新型经济依附网络。商品所有者（家庭和企业）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以盈利为原则，遵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在市场上自由独立的公平交易。市民社会作为政府的对应物建立起来了。 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构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提。在国家和社会的张力场中，纯粹的私人，由于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而作为公共权力的受众准备组成公众。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