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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中国教育 十多年前，江西一家专业性的基础教育杂志一年内发了我两篇文章，文章是自然来稿，都是直批在基础教育教改活动中的一些荒谬的做法的，认为它们不是帮助中国教育进步，而是在帮倒忙。我很感谢并敬佩那家杂志社的编辑先生们，一是因为他们的勇气，在对那些做法大唱赞歌的环境里能登出我那样唱反调的文章，二是因为我隐约觉得他们对我文章里的说法有一点认同。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杂志社投寄过这种类型的文章了，虽然也写过一些，但只限于在网络上披露。写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说话的责任与权利，不寄给纸质媒体，是因为我对中国教育朝好的方向进步产生了严重的失望。 教育工作做了几十年，想不爱教育是不行的，想不关注教育的现状与发展也是不行的，同时，不对中国教育来点说三倒四更是不行的。早就想着要写点什么了，于是考虑就从这里开始，零碎地说说中国的教育是怎样朝着倾斜的路子一路走下去的。 一　中国没有教育家 不要蒙人了，当今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教育家。那些被称为教育家的人，吃的是教育家的饭，领的是教育家的饷，戴的是教育家的光环，做的却不是教育家的事。这是我对中国“教育家”的一个基本看法。 在我看来，中国所谓的教育家大致可以是这样的两种人组成，这里不妨借用一下鲁迅文章里提到过的两个词句给他们进行命名，即一是“拿来主义”派，二是“忽然想起”派。 先说“拿来派主义”派。这一派的特点是“拿来”，具体的表现在于他们的理论是原原本本地从欧美那里抄袭来的。看看他们的文章，我们会发现里面堆砌着的全都是翻译过来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做的是二道贩子的活计，欧美流行什么他们贩卖什么。当然，有时候贩卖得不太及时，倒腾的是些欧美那里的陈年旧货，不过不要紧，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市场份额，因为他们知道国内对国外那些吓人的东东还很有些陌生，不缺少买他们账的人，因此他们的理论之树是照样长青的。罗素说过这样的话：“爱因斯坦要表现得无法理解，大家才相信他的聪明才智，但只要他说了大家都理解的话就被认为他已江郎才尽。”中国的“拿来主义”派的教育家们的思维方式正是这样。他们拿大旗做虎皮，以把理论说得别人听着直犯晕算是成功。先是结构主义，之后又有后结构主义；先是建构主义，之后又有解构主义，狂轰滥炸，眼花缭乱。大家一点也不要以为这些象牙塔里的高蹈的东西会使基层的一线教师望而生畏，不会的，经过这些专家们有计划有目标的操作和炒作，再加上有他们在全国各地做着巡回讲座，有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开展着培训活动，这些理论很快就直接地变成了基层教育里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育策略、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等等等等，形而上的东西立马顺溜地变得形而下起来。“后结构主义下的语文教学”、“建构主义下的英语教学”，“解构主义下的体育教学”，等等，一个“××主义下的××教学”这种统一模式的新鲜的教学方法很快就被鼓捣了出来，理论就这样与实践相结合了。中小学老师们平时虽然绝对不看什么这主义那主义的理论，皮亚杰、布鲁纳和维果茨基等等这些吓人的名字张嘴就来，仿佛是说着他们家的邻居一样。 然而，我们的老师们是不是真的懂了结构、后结构、建构、解构这些洋玩艺呢？遗憾得很，大多数人怕是连一知半解的水平都没有达到。他们在所谓的论文里这样说，在教研交流会上这样说，和“拿来主义”派的教育家们一样，那是用来吓唬人的，深入地问一下就全都翻白眼了。那么在他们的教学活动里是不是真的贯彻了这些理论呢？更不是，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方法，只是贴上去了几块新的商标而已，瓶是新的，醋还是那个味儿。醒醒吧，中国的“拿来主义”派的教育家们，你们贩来的那一套货色在中国怕是水土不服的。 再说“忽然想起”派。我们有理由相信忽然想起的东西是所谓的教育家们在书房里拍脑袋得来的，它的特点是花哨，是标新立异，是故作高深，目的是哗众取宠。这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 早些时候“说课”的做法大行其道，就是现在也还是在做着的，只是势头不当年而已。那么什么是说课呢？原本应当在课堂里给学生上课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现在不上了，改成当着教师的面说一说，说的时候另外得加上一些理论依据。这有什么讲究吗？或者问：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什么帮助吗？照专家的说法那帮助可就大了去了。可到底怎么个大法？这倒没有认认真真地听说过，反正我看不出有什么帮助。可怎么玩出这种招数来了呢？据说是有一次一个可以称做教育专家的人准备了一堂公开课，可到上的时候临时有事，来不及了，他说：那我就把我要上的情况给大家说一说吧。这就是说课的由来。就这样，一个在全国各地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教研活动的方法从此诞生。这听上去是不是有些滑稽呢？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幽默感？ 再说个例子。时下流行“观课议课”，用“观课议课”彻底否定过去一直沿用的“听课评课”。这一变化有什么讲究吗？我也省得自己概括，网上这方面的文章铺天盖地，就随便复制粘贴一下吧： 听课与观课的区别：“听”指向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