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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抑或其他 　　[摘　要]由于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发生了变化，必然在法律上引起一系列新问题，图书馆合理使用对其已不适用。必须平衡图书馆、作者、读者这三者的利益，兼顾当前与长远，实行作者的授权许可体制，走一条可持续、法制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授权许可 　　公共数字图书馆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公共信息传播体制的一次革命。随着“超大规模，可以跨库检索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资源库”的建立，将实现“收藏数字化、操作电脑化、传递网络化、信息存储自由化、资源共享化和结构联接化。”“集中信息资源，采用计算机远程通讯技术，将读者与信息资源的时空距离缩短到极限。”[1]但保持作品与读者间“适当的距离”，正是著作权保护的逻辑起点。数以亿计并不断递增的馆藏作品通过网络与读者距离缩短到极限，这对著作权法制构成很大的冲击：作者与信息的商业传播者间就作品出版的利益分配中的默契将不复存在，公共图书馆能否继续以“公益性”为理由，豁免于作者的权利控制，就值得考虑了。 　　一、共图书馆服务方式的变化及其在法律上的影响 　　（一） 公共图书馆无偿使用作品的合理性依据与法律表现 　　（1）公众的阅读与学习权。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为同时满足更多社会个体阅读与复制作品的学习要求提供了方便。其无偿及不计贫富差异的平等服务，将以个人为基点的阅读与复制集约为更高水平的社会群体对作品的有效、广泛接触，因此公共图书馆也被赋予了维持与保障广大读者有效接触作品的状态的社会职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人人都有读书权利，社会有义务保证每个人都享有看书的机会……公共图书馆应完全以公家经费支持，并不许向为之服务的任何人收取直接的费用。”这一公众读书权利最终上升为关于公民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宪法性权利，公共图书馆也成为保证公民实现这一权利的公益性组织。但图书馆毕竟不是信息的最终来源，而公众读书权利要求经图书馆集约后必然形成由图书馆代表的对作者群与相邻权人们的权利的限制-它可能将相当部分的读者由作品商业市场吸引到图书馆来，这就改变了旧有的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某种平衡-不干扰商业市场随机的、分散的“借阅”，经图书馆整合变成了日益扩大的读者群的有组织的无偿使用。但这一使用规模的量增在相当的时期里并未改变应当从微观、个人的角度，而不是宏观、读者群的角度判断、肯定读者接触作品的合理性的态度。这种将读者群化整为零的读书权利的合宪性判断，正是图书馆界常用的反推自身提供读者使用条件的服务行为，如复制馆藏文献、阅览室阅览、开架借阅与提供复制品等行为同样应豁免于作者权利控制的理由-由宪法与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支持的理由。 　　（2）知识共有观。知识产权哲学流派中的“知识共有观”在这里也可以说明问题：“创造性与传统紧密相连。作家、作曲家、音乐家总是生活在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传统和文化里……在创造过程中，个体还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这种角色即是借用者与复制者。”[2]传统知识产权偏重于创造行为的保护，防范人们对客体信息的借用与复制，忽略了创造本身也是某种程度的对即有人类精神成果的借用与复制。将信息作为一种抽象物完全配置给创造者，意味者对信息共有知识部分的私有化、资本化，方便了权利人对全人类的“剥削”。虽然这一理论迄今未在法律层面动摇知识产权的私权定位，但促使这一权利社会化，令权利人向社会返还其“侵吞”的“不当得利”的作用却是存在的。“合理使用”正是令权利人向社会返还利益的制度设计。公共图书馆“公共”二字就体现为图书馆集约了分散的社会个人对作品的无偿阅读或少量复制的权利而成为代表社会公众，统一向作者群行使的“合理使用”。图书馆保存的文献被视为社会共同财富，社会公众有权利用，图书馆有义务满足这一社会要求，而作者无权过问。 　　（二） 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法律表现传统图书馆主业有二： 　　一是为保存版本而对馆藏文献进行复制，这为各国立法明文归为合理使用。二是向社会公众提供“点对点”的就地阅读、开架外借与文献复制服务。就国外立法惯例看，应对文献的馆内借阅及开架出借之权利视为图书馆“公共借阅权”。所谓公共借阅权（Public Lending Right，简称PLR），是作者按其有著作权的图书被出借人出借次数收取版税的权利，文献复制则应是作品复制权的客体。作为基本著作财产权及商业传播形式，出租（权）与复制（权）本不可能以合理使用方式授予他人，但正因前面提到的“集中的”满足公众基于个人目的接触信息的需要，而将此权利的一部分以不需作者允许亦不向其付酬的方式授与公共图书馆行使，已成为各国知识产权法明示或默示的共识。所谓合理使用，严格地说是为个人因学习科研等目的去少量复制与引用作品而无须征得作者同意并向其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