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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下的挣扎：昔日道德模范公开要变性 　　我要做女人 　　2014年6月5日，某门户网站上公开了一组名为“我要做女人”的照片。本以为是标题党作怪，没想到却是曾经的全国“道德模范”刘霆想要通过手术变为女性的消息。照片中，他身着长裙，站在镜子前涂着口红，看起来轻松而自信。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万余条回复。有人留言表示支持：“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宽容。”但更多的留言则是反对和谩骂，“真是变态”“不男不女”。这些留言恰恰印证了刘霆的担心。 　　刘霆明白，作为一个社会评选出来的道德模范，他有着不能逃避的社会责任。可他坚信，性别这件事，与道德无关。 　　在中国，想要改变自己的性别，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最先知道刘霆这个愿望的，是他的母亲。这个普通的女人一再自责，认为是自己生病拖累了儿子，让他变得细腻、体贴，才会萌生这样的想法。当刘霆和母亲坦白自己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碍于家庭困境没有说出来时，刘霆的母亲便开始上网搜集资料，希望能从科学上得到解释。2013年12月，刘母陪同儿子去上海某医院进行心理咨询，医生告知母亲，刘霆患有“易性癖”，对自己的性别不认同。出于心理健康的考虑，医生建议刘霆穿女性衣服，以女性的身份生活。 　　就这样，刘母无奈地接受了儿子的易性癖，刘霆想要做变性手术的愿望也愈发强烈。然而，刘霆母子现在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够好，母亲抗排异药的花销很大，母子二人至今仍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加之内心游走在两性之间，刘霆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做变性手术的愿望只能暂时搁浅。 　　昔日道德模范想要变性的新闻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他的故事却引发人们思考：是什么原因产生了易性癖？变性，真的是易性癖患者的唯一出路吗？作为易性癖患者的家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易性癖究竟为何 　　易性癖是指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要求变换生理的性别特征。易性癖男女都可见，但以男性居多，男女比例约为3：1。在我国，约有10万名左右“易性癖”患者。刘霆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正是这个群体所共同经历的。 　　关于易性癖成因，学术界曾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但至今尚无定论。围产期的激素水平、遗传因素、睾丸酮的分泌、染色体的选择等等，科学家们试图说明易性癖是一种基因的选择。因为这样，易性癖患者就更容易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把自己的困境归纳为“上帝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事实上，易性癖无法简单地从生物学上找到答案，环境上的影响同样重要。家庭教养和生活环境对儿童的性别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通过观察学习和性角色的强化而认同自己的性身份。父亲角色的缺失，或者一些父母出于本人的性格和偏好，孩子都三四岁了，也依然让他们穿着异性服装、鼓励参与异性活动。曾有调查显示，男孩性身份障碍者大多在5岁前失去父亲（父母离异、父亲长期在外等原因），因长期与母亲生活并多与女孩玩耍，在行为举止和心理上倾向女孩。 　　除去家庭环境的直接影响，社会文化对于孩子的性别认同也同样有影响。过早接触酒吧等复杂娱乐场所的孩子，或者身边常能接触到自认为有独特魅力的中性打扮的人，都极容易发生性别的自我混乱。“超女”中性打扮的火热流行，恰恰反映了中国女孩双性化的倾向，不少十几岁的孩子都会刻意中性装扮，这难免会导致孩子的性身份混淆。快男中的刘著，更是以“伪娘”的造型为自己的人气添分，他在赛后公开表示想要变性，令他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种种社会现象，都让我们不得不担忧未来一代的性别认同。 　　易性癖家人的苦与悲 　　中国有10万名易性癖患者，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身边有10万个需要思考这个议题的家庭。 　　既然不能从单一的生理学角度阐释易性癖的成因，那至少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对于减少易性癖患者的痛苦，我们能做得更多。 　　对易性癖患者而言，寻找认同和接纳是永恒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痛苦源于自身心理性别和社会期待之间的差距。一个男孩希望自己是个女孩，而家人却期待着他作为男人的种种社会表现，这其中必然会产生矛盾。一些易性癖患者，因为亲人及朋友的不认同，常常感到孤独、无望，甚至有人不得不通过死亡的方式寻求解脱。这种来自最亲的人的反对甚至歧视，是他们最难磨灭的创伤。 　　不难想象，作为易性癖患者的家人，他们一定时常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我再坚持一下、反对得再激烈一些，孩子就能打消这个念头了。”其实，这样的想法反而会给双方带来更多的痛苦。 　　和易性癖不断地争论，并非明智的选择。易性癖一旦形成，不能通过单一的拒绝和反对得到矫治，更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几句话就轻而易举地改变。在争论中，易性癖患者家属往往对“变性”这一想法抱有偏见。其实，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什么呢？除了外生殖器上的明显差异，男女两性的差异真的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吗？单一地定义性别差异其实并不科学，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