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与“公法文化”.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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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1-02 发布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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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与“公法文化” 乌尔比安是这样论说公法和私法的关系的:“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事实上,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后人区分公法与私法,有主体说、利益说、关系说等等,标准虽不尽同,但是以之为法的固有分类和基本范畴却是共同的。事实上,直到本世纪以前,这种局面从不曾遇到过挑战。因此,说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是西方法律学上一大传统,并不为过。 私法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高度发达、蔚为大观,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公法,一般的看法是,至十九世纪以前,法的这一固有领域完全不能与私法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人们只须回顾一下宪法和行政法的近代起源就十分清楚了。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现成理由是,在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得以实现以前,无论是在学说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公法想要获得如私法一样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比如古罗马,公法和私法这种分类的提出,与其说有助于法律的这两个领域的平衡发展,倒不如说更多是单方面确立了私法的合法性。换言之,在当时的帝国政制之下,私法的繁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公法的受到抑制为前提的。 上述解释固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尚不能令我们完全满意。公法的发达确实只是“近代”的事情,但是公法毕竟早已存在。如果写一部“公法史”,我们将怎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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