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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重点的下一步改革 25年改革至今，我国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已经行进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点”，就是不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获得额外的利益了。换句话说，已经不是改革初期的那种局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都可以同时增长，只是有人增长多，有人增长少。最近全国各地的“圈地运动”、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都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违法犯罪行为增多等，都能够从不同侧面印证这个判断。这也意味着，原来的改革对于增加社会额外收益，已经达到了最大值，很难再有多少增加了。就各阶层的现状而言，也十分令人担忧：一个大的弱势群体已经形成，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状况之差自不待言，富人心里不踏实，清官心理不平衡，贪官怕被惩处。无庸质疑，中国必须启动新一轮改革才能够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那么，下一步改革从何处开始，目标是什么，如何估量这场改革？都是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政府转型决定未来 对中国改革进程还可以产生一个基本的判断：政府改革是在全过程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好的地方可以让人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比如GDP一支独秀，比如载人飞船，政府的功不可没。但是一提到“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金融改革问题，恐怕就怎么也乐观不起来了。这些问题哪一个不和政府有关系呢？有的是由政府的错位造成的，有的是由政府的越位造成的，有的是由政府的缺位造成的。现在可以说到了这种地步：政府不进行改革，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往后推，政府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改革政府其它改革都只是踏步不前。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一共谈了42条，其中和政府改革直接相关的就有12条，其它改革项目都和政府改革有间接的联系，对政府改革的认识提到这么一个高度，这么一个广度，这是历届中央全会中所没有出现过的。 那么政府改革的实质是什么？以前人们习惯于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调整等来描述，这是改革初期实践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政府这一块能不动就不动，实在不行了动一步，即便动也是局部的调整，或者说是操作层面试探性的调整，以便不行了再退回来。历次机构改革都有这个特点，只有浅层次的改变，在机构的增增减减上做文章。现在看来，原有的提法都不能覆盖政府改革的全部涵义，而且也不深刻。政府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执政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大的框架原来如此，现在基本上依然如此，即便在行政管理层次，也只是局部职能的调整。树干没动，只有枝叶在修剪。因此，只说职能转变，只做行政机构的调整，只是涉及政府改革表面层次上的问题，局部的问题。现在看来，政府改革的实质就是转型，是整个上层建筑的转型，是整个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变革。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还涉及到整个政治体制的转型。学术界用“转型”二字来刻画政府改革，表明对政府改革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从根本上说，政府转型，就是彻底打破原有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模式的大框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是从源头上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从源头上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仍然不到位的问题。也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确保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大举措。 二、政府转型的目标是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要解决政府转型的问题，就必须正确认识现在的政府是什么样类型的政府，政府转型的目标取向是什么，必须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改革初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具备了这个条件，因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有了充分的暴露，市场化改革未来的趋势十分明显了，而且加入WTO之后，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也限定了我国政府未来选择模式的空间。SARS危机中，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副林研究员对此问题做了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命题，事实上很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层意思，现在我国政府是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这是对政府改革起点的一个科学的判断。所谓“经济建设型政府”，从政府设立的价值取向来说，以GDP的增长为最主要的任务，政府的行为偏好集中表现在GDP增长上。现在盛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营城市”等现象，就说明，为了GDP，其它一切都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都要为GDP让路。政府工作有没有成效，官员有没有政绩，首先看GDP。从政府的社会角色表现看，在看到GDP有可能下滑的情况下，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裁判员”的角色，直接冲到前线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