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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客观认识高校“去行政化” -------访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 《大学》：顾校长，您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提出逐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从征求上来的意见来看，出现了不完全赞成的观点，您如何看待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与行政化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 顾海良校长(以下简称顾校长)：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或“官本位”现象确实具有一定普遍性，但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探本溯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成因，我们要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大背景中审视这个问题。事实上，所谓取消行政级别，并不是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全部内容。我国高校行政化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从整体而言，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同，甚至是用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二是从个体而言，体现不出教授在治学方面的权力，用校长的行政权力代替教授的学术权力。因此，我所理解的“去行政化”不仅仅是“去行政级别”，而是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高校不允许用行政权力代替和削弱学术权力；第二种含义是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应以学术委员会为主，以学术权力为主。武汉大学就是依循这样的“去行政化”含义来进行学术资源配置的，不允许相应的行政权力包揽配置所有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在武汉大学，校一级设学术委员会，院一级设教授委员会，所有学术事务包括课程设置、专业等，都是经由院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通过的。校长不能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院长也不能担任院教授委员会主任。这里的关键是行政权力应该给学术权力以空间。 《大学》：那么，要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您认为，行政权力的空间应该怎样自守? 顾校长：就像当初我们讲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一样，我们现在要讲学校必须有行政管理，但不能行政化。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在大学存在的行政权力是有合法性的，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转变所自然赋予的。古典大学时期教授治校的传统是无法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到大众化阶段，这给高校行政管理带来了新的要求，要求高校行政与大众化高等教育相适应，高校治理结构中的行政力量必然会加大。因此，我们不能拿精英教育的尺子来衡量大众化教育。 我们现在容易把教授治学、教授治校和教授治教混为一谈，我坚持的是教授治学。教授治教在古典大学时期是可行的，那时候，校和学是不分的，校就是学，学就是校。最近看到《21世纪的大学》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进入大众化的教育阶段，学校结构的复杂化，成为学校和社会共同的研修所。”作者把这看成是学校结构的复杂化，按我们所讲的就包括产学研，学校结构日益复杂化，已经不是单凭教授力量就可以治理的了。所以我不赞成回到精英时期，实行教授治校。我们看到，在国外大学进入普及化阶段后，行政的力量是在逐步加强的，比如很多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加入了官员、校友和校外人士，不像以前的校务委员会只是教授和学生。因此，大学中应该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他们是行政人员，履行在学校发展中的行政管理职能。 我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我认为除了去掉行政化的弊端，还要让学校有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包括校长的职业化。“去行政化”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样的校长和行政管理人员才能正确理解大学行政权力的边界。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校长或党委书记似乎谁都能当。没有经过程序化的训练，没有经过专业的职业培训，校长角色是很难胜任的。所以，去行政化的关键不是校长的级别问题，或校长是不是应该由行政官员来担任的问题。相反，西方有不少大学的校长，包括一流大学的校长倒是由行政官员来担任的，不过都是由校长遴选委员会进行过相应评价的。比如，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就是美国前财政部长，有过行政管理的经历。因此，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和行政官员。 《大学》：现在许多大学的行政领导同时也是教授，有人认为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教授治学”。您认为，《纲要》所倡导的“教授治学”应该是什么指向呢? 顾校长：大学需要教育家来治理，也需要有教育思想的行政管理者，包括大学校长。这里的教育思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科思想或学科思维。如果校长更多运用学科专业理念来治校，是肯定干不好的。比如校长是物理学家出身，就用物理学的思维来治理学校，用学科思维取代教育思维，那学校的管理就会出现偏向，是不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有时，我们会在大学校长们论及学校治理时发现这种学科思维治校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尴尬是，一方面缺乏教授治学，另一方面教授又缺乏专业的管理支持，或者说专职管理人员的支持。 我以为，教授治学是学校学术资源配置的最本质依据，是大学提高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