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古代史学术动态.docVIP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形成 第一节 华夏文明的起源 一、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在夏王朝之前，中华大地存在一个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尽管很多史家认为，这些古帝并非实有其人，而是由神话传说构成的，是不可信的伪古史。然而，这些传说仍然具有可信的成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古史系统反映了我们祖先创造历史的轨迹，是我国从蒙昧时期进人文明时代的缩影。 三皇五帝时代处于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原始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进人锄耕阶段，农作物的品种北方以粟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产量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增多。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奠定了基础，饲养牲畜的品种和数量都较以前明显增加。手工业技术也有了提高，制陶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达七千多处，遍布全国各区域，其文化内涵、时间先后等方面各有差异，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良诸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鄂、豫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东北、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甘、宁地区的齐家文化等。这些文化各有其重要价值，反映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形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特色。 从大约五千年前开始，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进入到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表明原始社会已经处于解体阶段。 二、古代国家的形成 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这也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制”。在不断进行的掠夺性战争中，部落联盟首领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家族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随着部落联盟的发展和联盟首领后代地位的加强，他们开始觊觎联盟首领这一有利可图的位置。 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有意识地扶植其子启的势力，在他长期刻意的安排下，启在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建立了夏王朝，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取代。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公共权力” 日益蜕变为个人及家族权力的结果。夏王朝建立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管理机关被彻底改造为维护夏后氏王权的国家机器，因而有学者认为“启的夺权是质变，是野蛮与文明、部落制度与国家的分野”。 夏王朝建立后，夏朝君王建立了一套贯彻和维护王权的强制性机关，从而成为取代联盟管理机关的专政机构。同时，在地方上分封夏后氏同姓和异姓方国诸侯，使他们与夏王建立君臣名分的政治纽带，成为夏后氏家族的统治机器在全国各地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朝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夏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有不少是承袭原始社会末期早期国家的制度而来，在夏朝得以继续完善和发展。 商朝的国家形态上承夏朝、下开西周国家制度的先河。我国早期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在商朝时期确立、完善而为后来的周朝所承袭并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内外服制”。所谓“内”、“外”，分别指商王直接统治地区和诸侯国地区。商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区又称为“王畿”，由内服百官治理；中心地区以外的土地是由商王分封或由他承认的诸侯国管理，他们与商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上下级的臣属关系。这种国家结构在西周时演绎成分封体制，从而更加完善。“内外服”的国家结构，是我国夏、商、西周时期独具特色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此外，商朝职官系统的设置、刑法的制定等都较前代完善，对后来的西周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周王朝建立后，历经周公、成王、康王三世的经略，国体一改商王朝时异姓国族林立而臣服于商的运作模式，逐渐建立起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夏国家，这是以姬姓周室宗族为主干框架而融合诸族后形成的，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主要是在上层统治者的宏观政治决策下，分封同姓、异姓诸侯来巩固国土，建立起一个大小相系、上下藩屏的全国统治网络，进而演变成一种以封国或“采地”统治者宗族或家族组织为核心的族群结合体，实际上已成为带有“华夏”性质的地域性社会政治实体。 三、分封制与宗法制 所谓分封，就是周天子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对子弟、亲戚、功臣和古代先圣后裔授予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令其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统治据点就是“封国”，众多的封国之主就是“诸侯”。 关于分封制是否为西周所特有之制度，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吕思勉认为分封制起源于部落时代后期，郭沫若认为分封制起源于夏代，董作宾、胡厚宣认为分封制起源于商代，王国维则主张分封制为周人所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李学勤认为，分封制是中国早期阶级社会中政权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由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联邦”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