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中-华-文-明》第10集 和合大地.doc

　　中华文明解说词10——清（和合大地） 十、和合大地 　　是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版图，东方出现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人口国和最大的经济实体。这个时代的中国创造出百世不朽的文化经典，这个时代的中国为世界文明贡献出卷帙最为浩繁的图书典籍，这个时代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认同感，清朝在全盛时期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新高度。 　　和合大地 　　1644年是清朝顺治元年。按字面理解，顺治二字的含义是“顺从天意民心，以达成国家大治”。然而，这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此时，中国大半山河还烽火未熄，动荡的土地上流淌着不受约束的洪水。战乱与水患的双重压力让新政权不堪重负，这个新兴政权为谋求天下大治开始了艰辛跋涉。 　　这个时代，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流入江苏，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运河由南而北穿过淮河，又要借黄河 90公里水道北去。由于明朝末年的长期战乱，导致水利工程严重失修，到清代初年这些历史欠账的后果全面爆发出来。黄河挟带大量泥沙，淤塞河道，加之提防不牢，经常泛滥决口。由于三条大河相通，水系紊乱，一旦黄河泛滥，运河、淮河、洪泽湖便一起成灾。 　　康熙元年至康熙16年，黄河沿岸较大的决口竟有67次之多，平均一年四次有余。百姓深受水患之苦，国家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为了治水，朝堂上下都在殚思竭虑，沿河百姓都在终年辛劳。治水让这个时代承担着沉重的辛劳。在继承前人治水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经验积累与创新探索，康熙时代形成的治河方略是以工程手段逼使淮河的清水进入黄河，带走泥沙含量过大的黄河水，刷深河床，增加河道的行洪能力，以防止黄河泛滥。并且在黄河与运河、淮河交汇之处开挖中河，让运河与黄河分道而行，避免黄河沙水对运河的冲击和淤塞。这个治河方略表现出极大的创新精神，也显示了突出的有效性，明朝末年以来的黄河淮河水系混乱、运河多灾的局面得到明显扭转。 　　新政权通过创造性的治水成就突出表现了自己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强烈表达了对国计民生的热诚投入和勤奋。在17世纪80年代的黄河大提上，热衷治水的执政者和万千治河劳动者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完成着时代要求他们必须承担的使命。以农为本的中原农耕文明需要执政者懂得治水，江河纵横的中原大地具有辉煌的治水立国传统，清朝新政权要融入中原文明，就必须卓越地继承这个传统。 　　中国历代王朝都把完善防洪体系、兴修水利当成稳定天下、造福民生、保证社会安定的基础工程，“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太否关乎大清江山”，这是清王朝初建时代坚定的治国理念。到清王朝建立第45个年头的时候，黄淮两岸已经是乱流归槽，堤防完善，水患已经大为减轻，运河上的船队畅通无阻。1689年农历二月初九，大禹陵前举行了最高规格的祭奠大礼，清政府君臣向大禹立誓，一定要效法大禹，舍身忘家，为民治水。这是一个时代在表达自己热诚的建设意志，充满献身精神的上古治水圣人大禹让新政权的执政者们无限景仰，他们希望自己像大禹那样创造一套百代受益的水利体系，还有气象一新的国家政局。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庙，中国许多帝王都曾到这里祭拜孔子，而清代皇帝祭孔的意义尤为特殊。康熙皇帝在祭祀大禹之后的返程中来到了这位华夏人文宗师的祠庙，对孔子像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孔子庙碑文”，随后又到孔子墓前虔诚祭奠。康熙帝对孔子的虔诚与恭敬向汉族士大夫表明，他的到来既是新朝皇帝君临，又是宗儒子弟朝圣；既是皈依华夏文明的重礼大典，也是治国观念取向的郑重抉择。 　　从汉代开始孔子的思想就成为华夏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清王朝从初创的顺治时代就开始“尊孔读经”、“尊儒重道”，努力向所有遵信孔子思想体系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表明，自己是汉王朝以来的政治体系的正统延续者，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大的尊奉和继承者。新政权在真诚地寻求着中华大地上深远而广泛地文化融合。 　　尊孔读经为统一的国家奠定了统一的思想意识，重教兴文则促成着广泛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清王朝积极兴修水利工程的同时，也在努力开展文化工程建设。1689年，扬州天宁寺设立了官书局，征召江南文士纂修刊刻《全唐诗》。2500多位唐代诗人在700多年后集结聚首，的确是“盛世之举”。这种文化建设工程所传达的文化意识足以让所有的唐诗推崇者产生温厚的文化亲和感。 　　主持编纂《全唐诗》的官员是曹寅，他的孙子曹雪芹后来写出了注定百代流传的《红楼梦》。《红楼梦》完成于18世纪中叶，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成就的小说。它包蕴着说不完的精神内涵，挖不尽的深厚思想，看不够的审美形象，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文化创造，那是一段民族文化心灵史的永恒记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构建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中国文学对人类文学史的永久性贡献，延伸的历史正在把它的价值永久地放大着。 　　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