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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舞弊的界定 　　企业舞弊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进入90年代则是大有猖獗之势。尤其是企业财务报告的舞弊从诸多已被发现的舞弊案例可以看出企业舞弊的共性-管理层、雇员和第三者中的一个或多个利用欺骗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或非法的经济利益或故意误导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判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舞弊既包括管理层，又包括了雇员，但是区分舞弊是管理层还是雇员所为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的，一般我们认为管理层的舞弊在财务报告的内容中可能更严重，并且也更难以为审计人员发觉。另外，还有可能有第三方的参与，即作为接受审计委托的受托者-审计师，如果发生审计共谋-审计师与管理层共同制造舞弊，那么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代价及损失是相当巨大的。这不仅涉及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还冲击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机制。所以我们必须对企业舞弊问题加以重视，企业作为组成社会组织的一类基本单元，其健康程度决定着社会的健康发展。 [编辑] 企业舞弊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企业舞弊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财务报告舞弊，如前所述，主要管理当局所为，相对于雇员舞弊而言，其后果更严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的创始人艾伯伦·奇特提出企业舞弊的三角理论所描述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发生原因。 　　委托代理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生成。信息经济学将代理人（agent）解释为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处于信息优势）而将委托人（principal）称为不拥有信息的参与人（处于信息劣势）。早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就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计，则纯粹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督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的成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难以作到的。”从斯密的阐述中，我们知道也可以理解在监督和激励不到位的情况下，想要经营者“无私”地为公司奉献精力是不大可能也不合情理的，而实际也确实如此，毕竟现在不是“人民公社”的“吃大锅饭”时期。这种情形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在现代社会常以契约合同的形式确立下来，这种契约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亦是一种合作博弈，说它是合作博弈，很容易理解是因为参与人都忠于这份协议，也就是按规则博弈，有时凭借合同双方参与人的剩余力量来得到加强，比如社会名声。而实际上，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合同同时含有非合作博弈的特征，说它是非合作博弈，我认为是因为双方参与人在选择与他们行动是一种非合作，他们并不会就某一行动一定取得一致意见，而统一行动的发生也仅由于合同本身的效果。 　　这种契约思想与理论使委托人希望设计一种机制，授权给代理人从事某种活动，并要求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也就是说这种契约机制就是要促使代理人采用适当的行动最大限度实现委托人的得益。然而代理在实现自己得益最大化的时候，也希望实现自己得益最大化，为了使问题阐述简单化，我一般以企业所有者作为委托人，企业经营者为代理人。在这种模式下，如果双方尤其是所有者对经营者所完成的行动是完全已知的。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认为对经营者的监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舞弊根本没有机会发生，然而实际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及信息状况是不同的，导致了舞弊问题的产生，在委托代理关系下，财产的所有者最关心的是滋生财富的最大化，如何使其财富增值；而财产经营者则主要关心公司短期业绩，个人报酬与职位升迁等一系列与个人利益相关的问题。因而以上差异使的经营者通过舞弊达到个人目的。也就是艾伯伦。奇特关于企业舞弊需要三个条件之一中的 　　1、压力 　　压力是企业舞弊者的行为动机之一。作为财务报告舞弊主体的管理当局，其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收益和控制权所带来的剩余收益两方面。即担心失去的忧虑；追求物质享受利益与社会影响。一般都是当企业业绩下滑时，管理当局的相关报酬亦会下降，而由业绩下浮带来股票价格的下跌导致其未来收益也下降，而企业的业绩是其管理者的资本，尤其对很多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管理者而言。再如国有企业业绩的好坏往往决定了领导人的政治升迁，所以追求短期业绩不光是没有很好评价体系的中国政界的弊病，在企业界也是通病，所以这些非经济动机同样会导致进行财务造假舞弊行为产生。 　　2、信息不对称与机会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行为往往不能直接观察到或不能全部观察到，由于各个权利主体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可能处于相同水平。企业的股东和董事会不可能完全观测到经营者的行为。许多信息被经营者私藏，尽管可能双方博弈开始之初信息可能是对称的，但在达成协议以后变得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性容易引发代理问题出现，代理人为自身效益（无论从“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角度解释）的最大化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