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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考试重点 文气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文章所体现的作者精神气质。但它的具体内容则在文论各个发展阶段有不同变化和侧重。 《周易·系辞上》中的“精气为物”,《文子·十守》中的“精气为人,粗气为虫” 。“气”指某种构成生命、产生活力、体现为精神的抽象物，无形而无所不在。 春秋时代学者大都重视“气”的社会作用，并认为精气所体现的精神是通过人的心官发挥效用，主宰行为的。儒家解释音乐的礼教作用,也强调“气”,认为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礼记·乐记》）。 战国时代，出现了庄子、孟子对立的养气观。庄子认为，专心一志地求道，应不用耳、心听断，而“听之以气”。因为“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其实质是把“气”绝对抽象化，要求以虚无待物，绝对无为。孟子则恰相反。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养的“气”有具体内容：“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由于养气而可以“知言”, 所以孟子是把抽象的“气”变为具体的思想、充实的精神，具有刚强正直的道义内容。共同特点是把“气”这一造物哲学概念发展为思想原则概念，成为指导人的行为的某种精神。 最早将气的概念运用于文学理论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说的“气”就是文气，是文章所体现的作家精神气质，其具体内容指作家天赋个性和才能，所以是独特的，不可强求，也不能传授。他以这样的“文气”为文章的特征，用为写作和批评的准则。他评论“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在《与吴质书》中说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都是指他们个性才能所形成的精神气质在各自文章的体现，这是“气”的概念最早用于文章写作和批评。从此，“文气”便成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术语。 南朝齐代刘勰《文心雕龙》,对“文气”的内容和作用,在理论上作了较全面的综合阐述。《养气》说“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气” 指作家写作时的精神状态；《神思》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 “气”指作家构思时的思想志气和成文时的才学素质；《体性》说，形成文章风格的因素是作家的“才”、“气”、“学”、“习”，“气” 指作家的性格,是形成文章风格的因素之一；《风骨》篇中认为“气”是决定文章“风骨”的,并引用曹丕的论述为据。刘勰所说的“气”,实质指作家的精神气质。他的“文气”论则主要阐述作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在从事写作劳动，完成写作过程及体现于文章作品的特征和作用。因此在养气观上强调保养身体,调理精神；在文艺论上则继承曹丕观点,吸取魏晋文论成果，更多总结骈文写作经验，着眼于构思、成文、风格等方面。他说的“气”的具体内容，不但出于天赋，也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养，取得改变和提高。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倡导古文，反对骈文，进一步发挥孟子“养气”、“知言”的观点。韩愈直接以孟子观点为文气论的内容。他认为作者学习古文，首先必须学习古道，读书养气，培养儒家道德仁义的思想气质。“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主语言要创新，反对摩拟。 孟子“知言养气”，曹丕“文气”和韩愈“气盛言宜”之“气”有何不同？ “知言养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文气”出自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能力强而致。”“气盛言宜”韩愈在《答李翊书》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 三者都阐述了人的品质和作品的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不同。 “知言养气”说的“气”指的是人的内在品德的“充实之美”，强调了只有具备高尚的人格，才能辨别鉴别各种言辞的实质，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更加强调对内容的影响；文气说的“气”指作家的气质、个性，又是指作家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着重于作家的先天的才华；气盛言宜说的“气”和“知言养气”说的“气”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即道德修养达到“气盛”的境界就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语言，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气势，创作出“言宜”的作品，更为强调对语言风格的影响。 发愤著书（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李贽、金圣叹）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此说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的意思：文学史上许多有生命力和审美价值的作品，都是作者抒写强烈情感与深广忧思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