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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官的还是法学家的 姚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 　　1998年，日本民法颁行一百年，民法学界为此着实热闹了一番，其表现之一，就是杂志社纷纷推出纪念特集或特刊。鼎鼎大名的《法学家》杂志社出的特刊，除请知名学者就自己擅长的领域发表专题文章外，还邀一帮大腕在上面搞了个座谈，其中就有中国民法学界熟悉的加藤雅信。座谈采取主题主讲制，加藤教授为此提交的报告是《从判例看民法的发展》 [1] 。另一家法学杂志NBL则出了个别册，名为《债权法改正的课题与方向――以民法100年为契机》，东京大学教民法的能见善久教授在其所写的前言里，把日本民法百年长生的原因概括为三点，其中之一便是：抽象·一般的民法的基本规范通过判例的解释而得以适应各种各样的事态 [2] 。实际上，在与民法一百年有关的各种形式的纪念文字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判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们一致认为，判例的展开和蓄积，正是使得日本民法典百年不易的原因之一。即：判例与学说一道，通过对民法典的解释、适用，使得民法的规定得以明确，使其不足部分得以补充，同时构筑起修正的法理，令民法规范的内容日益丰富，不断适应社会情势的变迁 [3] 。 　　接触日本民法，留下印象最深的，在我看来，就是其对判例的注重。我曾在日本律师的办公室里望着书架上卷帙浩繁的判例集一时几疑身在英美法国家;更在读日本学者的著作时翻检其后无一例外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