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案分析刑讯逼供案分析.docVIP

1.律师如何让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规定法院对非法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有疑问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公诉人必须证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合法取得，否则就是非法。为此，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公诉人可资利用的几种证据：首先，提供讯问笔录。常识告诉我们，即使存在刑讯逼供，一般也很难从讯问笔录中看出来，因为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讯问人员基本上不会在笔录中体现刑讯逼供的迹象。因此，这一证据的证明作用显然有限。其次，提供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采用这一做法解决被告人口供的证据能力争议，因此是证明证据是否非法的有力举证手段。但是在我国，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的要求目前只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适用，[9]而对于负责绝大多数刑事侦查的公安机关和其他侦查机构，这一制度尚未成为法律的要求。虽然有个别地区的公安机关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或者有些公安机关出于特殊需要也会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但是如果不是法律的统一强制要求，必定导致多数侦查机关无法提供此种证据来证明其讯问程序合法的局面。再次，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实践中，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一般都是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提供的证言具有多大的说服力可想而知。我国尚未确立讯问时的律师在场制度，因此这一举证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最后，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警察作证在我国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这次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终于尘埃落定，许多人将其视为一种进步，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从理论上讲，让讯问人员出庭接受辩方律师的交叉询问的确有可能查清侦查讯问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且不说讯问人员出庭作证能否真正实现，因为法律并未规定通知讯问人员出庭，而他们拒不出庭会有何种法律后果，也未规定任何措施强制其出庭。即便讯问人员真的出庭，有多少律师敢于真正利用交叉询问这一武器对其询问？当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出台后，公安机关也许会通过学习、宣传而提高干警的觉悟，使得警察出庭作证这一规定得到落实，这也是一个实证问题。 综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列举的几种控方的证明方法，要么用处不大，要么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不容乐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既然该规定已将讯问的录音录像和讯问时在场人员列为控方的证据，是否向社会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这些配套制度已经纳入近期的司法改革日程？如果真是如此，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意义就超出了证据规则本身，而是带动了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授权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然而，这一权利的行使如果没有律师的协助，将大打折扣。因为多数犯罪嫌疑人直到审判阶段才敢提出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此时时过境迁，被告人很难提出相关的证据或线索，非法证据被排除的可能性相应降低。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尽早得到律师的帮助，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就提出供述系非法取得这一问题，则该动议得到证实的机率更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有人据此认为检察院与法院一样，也将其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一道屏障，但是，笔者认为，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因为证据的排除与采纳是专属于法院决定的法律事项，最早也要到审前准备阶段才会发生。而检察机关不得用非法证据作为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的根据，这是对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的要求，并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即便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律师的帮助下，嫌疑人很有可能在审查起诉甚至更早的阶段就提出并解决非法取证的问题。　 即使被告人在后面的诉讼阶段才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申请，律师在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听证中也要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其作用亦不可缺少。因此，律师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是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因素之一。 有学者指出，“律师的辩护是两个规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笔者注）得到有效实施的推动力量，否则法院未必会主动实施。两个规定犹如一台崭新的机器，辩护律师以他的职业素养、专业精神、维护人权的斗争精神来启动这台机器，使它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律师的启动，公、检、法三机关在刑讯逼供问题上可能会心照不宣，警察刑讯逼供、检察官移送刑讯逼供的证据，法院采纳刑讯逼供的证据，成为刑讯逼供的“共犯”，这是非常可怕的。只有律师的强力介入，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