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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团立法的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our Country and Perfect Path） [提要]我国现行社团立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有：严重滞后于社会现实需要，立法指导思想存在着偏差，立法层次偏低。完善社团立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完善社团立法,必须采取恰当的步骤和形式,既不能走得过快,也不能滞后。我国当前的社团立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权利保障、必要干预两个原则。建议转变我国社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构建新的立法模式，分步骤地完善我国的社团立法。 [关键词]社团立法 现实问题 构建 现代社会，社团组织被人们称作是第三部门，其在组织社会生活、实现社会自治、自我管理和社会监督、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然而，我国现行社团立法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完善我国的社团立法，促进社团发展，已是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 一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团立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我国目前主要的社团方面的法律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公民的结社自由也在宪法中得到确认。 同时,我国现有的社团立法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现实需要 社团的兴起与否是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社团的发展必然萧条。相对应的，社团立法也就式微。总体而言，我国社团立法仍然严重滞后于社团发展的客观社会需要,与公民实现结社自由权的需求和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立法的滞后表现为立法质与量两个方面：从数量上讲,社团立法比较少,许多应该规范的组织、行为、领域缺少法律规定；就质上而言,现有的立法基本上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基础之上,难以调整发展了的社会团体法律关系。立法的滞后导致社团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矛盾的两种现象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公民的结社自由受到过多的限制,普遍存在成立社团难的现象；已经成立的社团往往依附于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之下,政府权力直接或间接进行的近乎全方位的干涉。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未能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团体组织的资源优势从而发挥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存在于法律之外的社团渐趋发展,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拥有社会合法性甚至行政合法性。[1]同时,依法履行登记手续取得合法性的社会团体没有受到应有的规范。因为法律仍然是粗线条的,政府监督管理也存在着严重缺位的现象。 （二）立法指导思想存在偏差 我国仍处在社会发展的转轨时期。社团立法的指导思想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其集中表现为立法活动较多地体现为以管理为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现实的发展需要是,社团立法应以社会本位为中心。德国学者弗兰茨·奥本海预言“未来的将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2]这不仅涉及到市民社会在我国的全面得以建立，从而为政府与公民之间设立起中介的桥梁，而且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对于社团,政府的主要功能应是提供一个常规而有序的法律和制度环境,给予社会团体相当的活动自由度,在社会团体的活动的确侵犯公共利益的时候才给予法律途径的处理。我国现有的社团立法的指导思想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对社团的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制约,比如通过税收、募捐等各种措施鼓励或者限制某些社团的发展,缺乏研究和规范。 （三）立法层次偏低 目前，我国仍未有规范和保障社会团体的专门法律，最高级别也是唯一的专门针对社团组织的，只有国务院于1998年10月25日颁布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此外，还有少量涉及社团组织的规范散见于一些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它们要么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要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主要是一个登记管理的程序性法规，而不是规范社团行为与发展的实体性法规，而且，该条例本身还存在诸多缺点。例如，对社团登记的资格、程序也规定得过于复杂；在如对社团组织的会员人数、财产数额、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资格等方面的限制就太多，实际抬高了社团组织成立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结社的自由。法律上的真空导致了社团组织在现实中的无序发展。此外，我国的社团立法较为分散。除工会法、红十字会法等单项社团法律外,其他都是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 由于社团立法存在种种缺陷,难以对社团发展进行正确引导和规范,致使社团畸形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行政性社团较多,民间性社团较少。许多社团依靠财政生存,为政府办事,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而真正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存在的社团微乎其微。这部分社团,无论是就其组织形式而言,还是就其功能作用方式而言,都是政府的延伸,存在着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