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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6期　　摘要：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增速下滑冲击的抵御能力是相当脆弱的。要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　　2010年，中国GDP 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我们认为，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这一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应对这些挑战，要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　　陷阱与高墙：工业化不同阶段面临的性质不同的挑战　　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经济增速不高，但实现了长期持续增长；拉美、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前苏东国家，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迈过了高收入之墙。　　所谓高收入之墙，国际上有学者以此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在此借用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旨在刻画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均GDP 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并由此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只有推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中速条件下的持续发展；否则，发展将倒退或处于徘徊状态。能够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可称之为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国家。　　分析表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增长型态和轨迹与越过高收入之墙的国家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高速压缩式增长，并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　　首先，发生的阶段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大约是在人均GDP 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但跨越高收入之墙后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则是在人均GDP 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其次，性质和原因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后发者的宿命，如果战略、政策得当，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后的经济增速回落则是规律性的、无法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在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在供给方面，其低成本技术模仿的空间缩小，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进而使得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速逐渐与前沿国家水平接近；与此相对应，在需求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大规模建设的需求潜力基本释放，加上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保持同样增长速度要求具有比以往更大规模的需求，而新增需求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　　还需要指出的是，落入陷阱和翻越高墙后的增速下滑，都不同于经济周期运行中的衰退和萧条。衰退和萧条是在经济基本面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通过反周期政策可以使经济摆脱衰退和萧条状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增速下滑则是由于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而导致的，反周期政策无力扭转其下滑趋势。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以后的增速回落，则是在经济增长基本面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反周期政策同样无力把增长速度保持在以往的高水平之上。　　翻越高墙：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真实挑战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有借鉴意义的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可能较顺利跨过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既与拉美、前苏东国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