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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的立法：健康版图如何绘制？ 　　2015年11月18日，在紧邻故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栋小楼里，一场别有见地的立法研讨会议正在进行中。会上，针对主持人抛出的两大议题――“健康中国”战略、卫生改革与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定位和卫生基本法的框架、内容和制度，与会专家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新锐和务实观点“火花四射”。 　　“健康中国战略与卫生基本法立法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社会法室召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明日报》报社、《中国医药科学》杂志社、《健康报》报社、《中国医药报》报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与会。 　　“健康中国”战略、卫生改革大背景下――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定位 　　A方：“大健康”当下立法，推动“健康中国”战略 　　讨论1卫生立法范畴和功能：医疗卫生法PK“大健康”法？ 　　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跨出医疗立法，着眼“大健康”立法 　　2004年我曾提出过“卫生国策”的理论。2012年前原卫生部组织专家编写了“健康中国2020'’研究报告，时至今日，“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卫生政策上升为国家基本“国策”，标志中国进入“大卫生时代”。当前，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非常紧迫、意义深远。同时，“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对改善国家形象也意义重大。从卫生基本法的立法意义来看，是因为现在虽已制定大多数卫生技术性规范依据和医改文件，但还缺失与医改相配套的立法。 　　再一个问题是立法的理论基础，目前医疗改革的基础是卫生经济学，这导致一个核心卫生政策问题：健康照顾的责任主体是市场，而不是国家。2008年我提出我国应建立“卫生财政学”学科体系，研究卫生费用由谁担负，担负主体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等问题，这个理论基础非常重要，过去医改之所以失败就在于理论基础出现偏差。还有立法方略的问题。由于卫生问题较为专业，因此在各种卫生立法中，外界的参与相对较少，以前过于强调医疗，但我们还需要一个“大健康”的概念，以配合“健康中国”战略，在观念上应当侧重预防、侧重公共卫生；同时关注康复、临终关怀等一直被忽略的重要健康问题，与此相关的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也应当纳入健康法的范畴当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卫生立法宜采取综合性“大健康”视角 　　“健康中国”概念的提出适逢其时，目前该概念已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我认为原因有很多：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乏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医保制度不健全，居民看病负担重。当前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病率日益攀升，一个人发生重大疾病，就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些本来没有多大负担的家庭，可能会因此陷入巨大的债务之中，阻碍消费、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近些年医患冲突已经表现为较严重的社会矛盾。三是涉及发展方式的转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在疾病谱上却体现出发达国家的特点，城镇化、高消费、高资源消耗等都可能产生疾病影响；医疗卫生投入不足、发展方式不健康，都会转化为医疗卫生系统的负担。所以，“健康中国”战略不仅是卫生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都需要解决和弥补的发展中问题。 　　“健康中国”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在我看来，“健康中国”绝不是“医疗中国”，不能把“健康中国”搞成“健康服务业”，把医疗问题等同于看病吃药。未来无论是制定法律还是政策，“健康中国”战略应该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小的层次，即健全医疗卫生体制，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二是建立有利于健康促进的大卫生体制。医疗卫生对维护人的健康的作用是有限的，可能也就是起到10%～20%的作用，重要的是文化、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休息、城市布局、交通布局、产业布局是不是符合健康的需要，这需要以国家的综合治理、预防性政策为主导，这个原则需要体现在卫生立法里面。横向来看，卫生立法比教育立法更具有综合性。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卫生法学系副教授刘兰秋――基本法制定应结合健康中国战略国情 　　从世界各国的卫生立法情况来看，做法都不一样。除了日本制定有《肝炎对策基本法》《癌症对策基本法》等之外，域外各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尚未见到直接以“基本法”命名的法律，但如果将基本法理解为该领域具有全局性的、规定国家、政府、医方、患方及保险等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如英国《国民保健服务法》、法国《关于患者权利和保健系统质量的法律》以及《关于公众卫生政策的法律》等。这些法律中并非只是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