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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焦虑与文化误读 　　摘 要：当亨廷顿依据自己的“文明的范式”来审视纷扰的世界，从而企图实现一种自我的类寓言时，对于文明归属的划分，成为识别世界格局的重要符码。亨廷顿的文明范式中，最引起中国敏感神经的当属对于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论述。本文从冷战之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入手，考察亨廷顿双重身份（学者与政参）的国家民族主义心理与焦虑，揭示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维度下对于中国经济成长、国际关系，尤其是儒家文明的误读，以望对儒家文明的自我生成和发展有所思考。 　　关键词：文明范式；儒家文明；民族焦虑；出路 　　1 作为焦虑的背景 　　与文明的冲突相关的论文最早发表在1993年，我们也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关于亨廷顿对美国国内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担忧，李慎之先生曾作过一针见血的揭示：“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觉……1993年6月，我在华盛顿刚看到文明的冲突的第一个印象，是亨廷顿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而对于亨廷顿这种国家民族主义的考察必须要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第一，后冷战时代冷战对立政治思维的延续。在后冷战时代，随着苏联阵营的瓦解，美国在国际政坛上再也无法寻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假想敌。一方面会产生如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