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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浙江经济布局未来 　　企业要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基本途径无外乎两种，一是自我积累，二是外部获取。 　　自我积累时间太长，而通过在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的技术先进企业， 　　从外部获取战略资源和核心能力，成为目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浙江拥有境内上市公司308家，在数量上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 　　从2010年到2015年，浙江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数量从7次增加到18次，并购金额从2.37亿元增加到32.40亿元。 　　“如果每家上市公司每年能并购一个项目，以300多家上市公司计，一年就是300多个项目，三年就是1000个项目;以每个并购项目2亿元计，一年就是600多亿元，三年就是2000亿元。”这是刚卸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在2015年给浙江算的一笔账。 　　数字的背后，有哪些深意？ 　　民企林立、资本雄厚是浙江让人羡慕的优势，但产业结构调整不够快、路径依赖严重也成为浙江转型之路的拦路石。 　　海外并购，似乎就是当前浙江经济转型对症的一剂良药。借助资本平台，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集聚全球最先进生产力，快速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不论对于浙商、浙企，还是浙江经济，都充满了想象空间。 　　对于浙江而言，这是一盘布局未来的大棋。 　　 走出“低、小、散” 　　浙江是一个流淌着商贸DNA的省份。 　　在改革开放初期，搭起棚子、白手起家的浙江人成为了第一批创业者。但由于资金有限、技术简单，这些开拓者自然地将塑料制品、纺织、眼镜、打火机等加工装配业作为最初的创业选择。 　　浙江下辖近90个县（市、区），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 　　诸暨的袜业、义乌的小商品、永嘉的纽扣、嵊州的领带业，都曾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温州打火机更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还有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和化纤、海宁的皮革和服装、台州的精细化工……中小企业以县域为单位形成了各自的产业集群，“一镇一品”“一乡一业”的块状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的一大特点。 　　浙江只有10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在“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资源贫瘠地区，却奇迹般地创造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从1978年到2015年，浙江省经济总量从124亿元增加到42886亿元，排名从全国第12位跃居第4位。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作为“浙江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块状经济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浙江外贸出口从数年高位运行的轨道上急剧下滑。2009年原本计划增长9%的浙江外贸，实际负增长13.8%。 　　出口放缓、成本提升、融资困难等“内忧外患”，使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经济面临压力。 　　浙江诸暨大唐镇被称为“世界袜都”，年产袜子占全世界产袜总量的70%以上。然而，90%以上的大唐袜业企业从事外单的贴牌生产加工，产能过剩、附加值低、品牌缺失、量大利薄……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在危机中被放大。曾闻名全国的“纽扣之都”“拉链之乡”――温州永嘉桥头镇，由于制造业成本上升，导致不少订单流向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地区。 　　一双袜子、一颗纽扣所带来的焦虑，正是浙江经济探底和转型阵痛的写照。家庭作坊式的来单生产模式、核心技术的缺乏、“低小散”的产业格局遭遇了严重瓶颈。 　　浙江省工商局曾在2008年发布了一项该省民营企业生存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该省的民营企业注销数创近六年来最高，而新登记企业数却为近六年来最低。 　　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卫江看来，浙江经济长期以来积累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比如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过多依赖传统市场和传统商业模式，以及过多依赖低小散企业的问题。 　　产业层次偏低，产业高度化又不足，浙江工业总体上形成了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数量扩张为主，“吃老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山穷水尽。 　　“过去和现在，这些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提升。如果长期停留在低端，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雷。”在2014年浙江“全省深化企业股改暨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会”上，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如此评价。 　　2012年5月，47岁的朱从玖从证监会“空降”浙江省，担任分管金融的副省长。此前，他曾担任过9年上交所总经理，从2008年开始赴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 　　具有丰富金融工作经验的朱从玖赴任浙江主抓金融，被外界普遍看好并寄予厚望。 　　浙江是中国金融矛盾和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一方面，民间资金多、投资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资丰富”与“融资困难”并存。2011年温州地区债务危机爆发后，更加剧了金融风险和矛盾。 　　朱从玖的这次讲话，透露出了他对浙江金融风险背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