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查中的人和事.docVIP

督查中的人和事 　　不论督查还是检查，上级推动，下级执行，更关键的在于两者之间的互动。 　　新录公务员入职半年后，郭成章定岗至当地省级督查室。和郭成章一样，近两年，省市级招录、选调的公务员中，多名年轻人进入督查部门。“督查部门人手紧，缺人。”李中廷告诉记者，他曾在某地市政府部门任职。 　　据了解，全国省级督查室中，约有12地正处级、两地正厅级，其余为副厅级或高配副厅级。在李中廷眼里，厅级高配是督查部门职能强化的表现，同是督查机制渐受重视的结果。随着2015年全国大督查情况通报的最终发布、2016年“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大督查的启幕，督查带来的压力与动力正一级一级传导。从上至下、由下往上，督查产生的“互动”效果，也让政策更易落地、决策更接地气。 　　可以说，督查行动，正在形成一种新状态。 　　“督查更严了，糊弄不了” 　　2015年国务院开展第一次大督查时，李中廷正在某市政府核心部门任职。在这轮督查引起的问责中，李中廷所在的市因“项目资金沉淀、挪用”而“中弹”。 　　“过去地方就怕争取不到项目和资金，大部分人的理念都是先将项目拿下来，拿下来之后怎么办再说。现在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项目跑下来之后有期限，不能按时落地的，资金会被收回，另外还要问责。”李中廷告诉《决策》。 　　一直以来，“跑项目”“争项目”是地方发展的重要抓手，项目带来的不仅是优惠政策，还有大笔资金。当跑来的项目会面临“不能按时落地”的风险并遭问责时，当如何进退？ 　　李中廷分析，“过去跑跑腿不断去争取，但是现在不仅要跑到，还不能形成沉淀资金。有这种变化，但项目不能不跑，你拿不到就给别人拿去了。不争取项目，你这个地方不就完了吗？你争取来项目，就要真正地落地生根、形成效益，这也是督查问责的目的。” 　　无疑，督查不再“走形式”。李中廷对此也深有感受，上报的材料督查组会一页一页地翻，涉及项目资金的督查还会结合审计手段。“一面是材料汇报，一面是实地察看。材料是工作的体现，只有做了一项工作才有材料；实地察看，看看项目在哪个地方，进度如何。” 　　在李中廷看来，督查产生的压力正一级一级传导，那种“陪你谈谈、陪你转转、把你送走”的时代一去不返。“你现在很难糊弄，这就是新督查时代。”李中廷有力地抛出这句话。 　　定岗后的郭成章工作一直很忙，晚上加班加点成了他和同事们的常态。除了围绕各项督查任务，还有督查机制、制度的形成完善等事项，让这些督查干部颇费心思。 　　郭成章也告诉记者，“在下发的具体督查任务反馈中，他们上报的材料一般不会作假，也很难作假。”而对于问责，也主要在国务院的大督查过程中产生。周围人都说郭成章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督查部门原来属于被边缘化状态，如今督查职能得到加强，督查工作成为政策落地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督查渐受重视、渐显成效的背后，区长陈德发的工作节奏也发生了变化。以“棚户区改造”为例，陈德发每个周末都要空出时间召集社区负责人开会，讨论推进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 　　“每次开会都要讨论近30个议题，会前各参会人员都要有针对性的准备好，带着问题和方案来。去年有关棚户区改造的会议纪要，就有一百多项具体议事。”该区政府办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从郭成章所在的省级，到李中廷所在的市级，再至陈德发所在的区县级，督查催生出的压力层层传导，同时执行动力也在层层递升。 　　从任务分解到责任分担 　　徐银节是铜陵市铜官区政府办副主任，负责政务督查等相关工作。从事多年督查工作的徐银节，对督查部门的职能和工作细节如数家珍。自从国务院进一步加强政府督促检查以来，他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无论是督查事项还是督查频次，都比以前增多了。上面要求政府作为，要求布置下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能落实，督查随之密集而至。” 　　徐银节告诉《决策》，“向上，区级政府的督查任务主要来源于省、市两级；向下，区政府围绕自身重点工作等发起督查。”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徐银节介绍，“每年两会结束后，区政府督查室都要将政府工作报告任务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印发至各相关单位部门。” 　　在一份铜官区《2016年区政府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表》中，记者发现，从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可支配收入、新增规上工业企业数等具体目标任务被一一列出，共109项。紧跟其后则明确了“分管领导、主要责任单位、协同责任单位”。 　　督查重视度越高，责任的担当要求也越高。徐银节坦言，“市里下达了一项任务或者说经济指标，如果你不加大督查的频次，年终时大家报一下情况，这就可能出现一种问题，假如年终没有完成怎么办？因为你中途也没有去了解、去督查，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面对谁来担责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责任提前分解到位。徐银节分析，“督查的好处很多，它实际上有助于工作的及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