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高成本”痛感，来自何处？.docVIP

社会的“高成本”痛感，来自何处？ 　　上世纪90年代初，40多岁的台商郭台铭来到深圳郊区的龙岗，他登上一块高地，挥了挥手，做出一副画圈的模样。看到当地官员“求资若渴”的表情，以及低得让他心花怒放的地价，他说：“这些土地，我都要！” 　　但现在，富士康却开始将一些生产部门搬迁印度。和富士康一样，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成本走高的现实案例越来越多，企业外迁他国，内迁中西部，或者产业资本干脆逃离实业。而对普通个人而言，高成本的痛感更加直接，除了房价之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处在持续的上涨通道之中。 　　对世界任何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高成本，但却有“良性的高成本”和“恶性的高成本”之分。当一个经济体实现了生产力的提升，企业技术升级，利润提高，而劳动者收入上升，国民收入总体增加，自然会推动了社会整体成本的上升，这是“良性的高成本”。 　　但另一些经济体，却可能在经济发展或者转型的关键时刻，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高成本，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这是“恶性的高成本”。那么，我们的高成本来自何处？它又属于哪一类高成本呢？ 　　制造业之痛：土地还是人力？ 　　房地产对中国的确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思考所有经济问题都必须以其为出发点。同样，高成本也是如此。 　　高成本和土地成本有关，这个“有关”到底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没有“权威数据”。但是，当中国最好的实体企业也在“抱怨”高房价，那么问题便真的非同小可了。 　　华为是中国经营最好的实体企业之一，但创始人任正非却一改多年“低调”及不评论“社会问题”的风格，罕见地对深圳的高房价进行了“抱怨”。 　　其他一些企业则用逃离实业，回答了“高成本之问”。在任正非“抱怨”深圳高房价后不久，当地著名的飞利浦灯饰制造公司发布公告，解散了公司。公告颇显悲情：“近年来经历了经济持续下行，成本上扬，业务不断恶化等诸多困难，尽管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仍未能扭转局面。”有员工说，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无论从成本还是战略考虑，关闭工厂都是合理的。 　　飞利浦灯饰于1994年创立，这个长达22年的生命周期已经说明它是制造业企业中的佼佼者。它本是一家有港资背景的制造业企业，后因被全球500强的荷兰飞利浦公司收购而成了现在的飞利浦灯饰。解散之前，该公司是业内LED灯饰生产的龙头。 　　尽管无法将一家企业的解散完全归咎于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必然难辞其咎。在公司所处的深圳宝安区，周边房价近年至少已上涨一倍以上。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成本优势，特别是土地和人力成本。现在，优势不再。 　　但对制造业用地成本的上升，也应理性看待。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初，建厂多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的交通发达地带，如今，这些地区悉数成为高房价地区。在这些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发挥土地更大的附加值，必然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此外，土地价格还有很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尽管沿海传统制造业中心的地价上升，但相对靠近内陆的地区，比如广东的粤西、粤北，长三角往北的苏中，往西的长江中下平原腹地，地理位置同样优越，而且当地招商引资的地价优惠也很吸引人。加上高铁及公路运输的发达，运输成本上升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制造业内迁，应对用地成本上升，也不失一条可行的路。 　　制造业真正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不是土地，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因为，人力资源不同于土地，它可以全国自由流动，不像土地那样存在所谓的地区性“成本洼地”。实际上，外迁的制造业企业多数抱怨的，都是中国人力资源贵过东南亚、印度，而不是土地成本。 　　利润较低的制造环节外迁，这是所有工业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产业升级换代之后，高利润环节却可以保留在国内。这方面，日本是最好的例子，日本经过经济腾飞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地产泡沫，国内成本飙升，制造业企业也大量外迁中国、东南亚。 　　但同时，日本制造业的高端、精密部分，以及核心研发环节却留在了国内。因为，一方面它们利润较高，能够忍受高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竞争力核心，不宜外迁。 　　但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显然并没有完成日本这样的“转型升级”，高端环节欠缺，制造业过分外迁的结果，很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因此，就目前的中国产业现实而言，要做的恐怕不是不顾实际地要求企业转型升级，低端环节外移，而依然是想办法“降成本”，留住制造业。 　　那么，人力成本为何涨得这么快呢？这个“小截面”，可以看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问题”。 　　降成本，改革不能停在表面 　　人力成本上涨，一部分是市场因素造成，比如青年农民工供应量减少，特别是“90后”农民工早已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供给缩小，价格自然上涨。但人力成本上涨的“非市场因素”，更不容忽视。 　　对制造业人力成本的上升，多数人都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将矛头对准《劳动合同法》，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