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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学分析 读到《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宗先生所提示的那种”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在眼前刹那间明亮起来。 （一） 从人物品藻、清谈析理，到服饰风尚、饮酒服药、雅趣爱好、文艺才情，书中主体部分的六章涵盖了魏晋名士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构成了一部鲜活实在的魏晋士人文化生活全图。因此，翻阅此书也便犹如被作者带入魏晋士人的生活圈，实实在在的感受那一代士人曾经的“兴趣”与“风尚”。 譬如清谈，作为当日士人最为热衷的一种活动，可谓魏晋名士生活至为典型的一个面相。此前学者对之虽也有种种探讨，可总觉得讲玄思玄理的多，缺少一份生活层面的亲切。许是有鉴于此，本书作者在简要点出清谈的定义、起源、形式、历时分期等问题后，花了很大的精力，“以人物为线索”[1]，从《世说新语》《三国志》《晋书》等典籍中挖掘丰富的史料，将正始、竹林、西晋、东晋四期（即一般所谓玄学四期）清谈之风的内容、特点及历史演进等理论关节，落实于二十余位著名清谈人物之谈玄生活的再现上，并辅以一份数逾百人的《魏晋清谈士人录》，不仅让读者对魏晋清谈有了一个详实具体的认识，更将“魏晋玄谈”这一中国史上最具士人“兴趣”的文化图像活现出来。 书中所涉及的这类文化史”图像”的分析，多用《世说》等典籍中的鲜活事例来点染魏晋士人的文化形象，极让人感兴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此。他更希望能在前此心态史、精神史、生活史的研究进路之外，循着一份“生活美学”的视角“对魏晋名士形象进行整体研究”[2]，重现一代名士文化生活中所含藏的美学情韵。因此，全书虽然落笔于名士生活内容（如服饰饮食、言谈举止、兴趣爱好）的勾陈，却始终不脱一个美学的眼光与兴味。 如服药饮酒，自是魏晋名士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件事。此前讲晋人服药，多强调强身延寿、增加姿容抑或有助房中之术的目的，给了我们一份名士生活的“真”。而此书则辟专节“药与魏晋名士形象”，考论名士服药行为所裹挟的神仙信仰、山水体验以及贵族心态等，构筑了魏晋士人“诗意人生”的一个审美面相。至于饮酒，作者同样关注的是名士畅饮背后的放达之风、狂悖之态、自我之性，以及一种冷眼旁观、“且趣当生”[3]式的现实超越。就像作者所说的，“酣畅”，不仅“意味着无拘无束，尽情尽兴，呈显自我的个性胸怀”，更可以“使身体返归本心，成为一种艺术化的存在”[4]。缘此，作者于魏晋名士的豪饮中凝塑其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彰显其纵逸、豪迈、适性、深情的美学情怀。 再如名士的服饰风尚。作者在褒衣博带之外，特别点出傅粉著香与粗服乱头（包括裸裎之风）这不乏对比意味的两种服饰风格。虽取向各异，但恰印证着魏晋士族审美观念的多样乃至身份认同的多元。一如作者所指出的，此一状态下的服饰，不仅具有自我修饰的美学意义，“还成了一种社会性身体的指称”[5]。 此外，名士们的修竹之好，采菊之想，蓄马寻鹤、蹴鞠弹棋之乐，抚琴长啸、宴游雅集之情，无不透显着一代文化人特有的精神追求和美学歆趣。就此而言，作者虽然没有明确就“生活美学”做一概念的解释工作，但“以之作为美学研究的一个视角”[6]的思路是极为清晰的。 （二） 钱穆先生讲过：“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7] 类似的道理，西哲歌德也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8] 这都是就问学的方法而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对现代以来有关魏晋名士形象研究的成果可谓谙熟，且全书所论多是建基于此之后的驳正、拓展。全书末章“现当代学者对魏晋名士形象的阐释”一节可算纲领，而贯穿全书不同章节的“接着说”则是明证。譬如首章论及“魏晋玄学”一问题时即明确提到：“此处对魏晋玄学的分析只能在广泛阅读前人研究著作的基础上，离析出与本论题最为关键的几个方面。”[9]从这里，分明可以看到作者问学的实在与自信。尤其是书中随文附录的“魏晋名士表”（长达10页）、“魏晋清谈士人录”（篇幅占9页）、“魏晋服药士人录”等多幅计量分析图表，或采《世说》，或究《晋书》，或旁及道书内典，或间涉六朝集部，实证研究和专题探讨的色彩，也分明透显着作者一份“窄而深之研讨”的学术心情。 不过，此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只于此，且看如下三段话： 其一：“无疑，宗（白华）先生以纯美学的眼光对魏晋士人进行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纯洁化、神圣化了，历史上的魏晋士人并非如此纯美……然而这种纯洁化、神圣化，正是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宗白华先生对晋人作如是观，实与他本人对美的理想与追求不无相和之处。”[10] 这不仅讲出了一份真正的“了解之同情”，更讲明了一个道理：在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历程中，后代承继前代的文明遗产，实际乃是不断探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