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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 “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①由此，他断言： “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②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汪向荣也认为：“不论怎么说，20世纪以后中国的历史是和留日教育息息相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⑧笔者认为， 日本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留学日本的确在7J定程度上充实和丰富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阅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素质，对晚清社会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其中尤以对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军事教育，以及新式教科书和教育理论著作的引进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 ‘ (一)大批分年士子赴日学习师范，促成了全国范围的办学热湖进一步高涨。 本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实行所谓“新政”。 “兴学育才”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较短的时间内，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办起了许多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专门学堂，一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兴学热潮。大批学堂的出现使得师资E乏问题日益严重。为解决师资来源，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从现有人员中选拔教师，从国外聘诣洋教师，兴办各级师范学堂来培养教师，但最重要的则是选派大量的学生到月本学习师范。1901年，大官僚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 办学缺乏经费，尚可以在国内解决，而“教习少”就只有派入到外国去留学才能解决。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强调：‘“各省城应即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①《学务纲要》公布以后，赴日学习师范者与日俱增，其中以学习速成师范者占大多数。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派遣15名学生留日，其中12名学生学习速成师范。四川总咨锡良对派遗留日师范生十分重视，提出应选派那些品行端正，将来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各州所选的人员应先令取保， 刀：由地方当局对典严加考验。1904年5月，他派周凤祥为监督，带领160余名四川籍学生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学制有1年、 8个月或6个月不等。为此，弘文学院还专门成立了“四川速成师范科班。”截至1905年1月，先后在弘文学院学习的四川留学生计198名。两广总督举春焰精选120名学生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宜隶学务处除派遣10人到日本学习师范外，还与日本人渡边龙圣等商定选派保定师范学堂的学生到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习。福建学务处派10入到日本学习师范，以两年即为限。1905年，山西巡抚从省城大学堂中挑选12名大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奉夫与日本实践女校达成协议，每年据女生15名至该校学习师范。同年浙江选懂外文者100人赴日本学师范。1906年，江西高等学堂挑选20名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吉林将军达馨选派学生90名赴8留学，其中以学师范、警察者为多。有的地区还拨给官费，鼓励留美归来的女生到日本学习师范，为筹办女子师范准备师资。张之洞、刘坤一更是在自己管辖的湖广、两江等地区连续派遣学生学习师范。除官方派遣外，许多自费赴日留学生也纷纷选学师范。据统计，1903年，留日师范生为281人，1904年为184人，同年底达265人。出于赴日学速成师范的人太多，超出了国内学校的实际需要，以致清政府学部于1906年电令各省限制选送师范生赴日。 无可否认，一些速成师范的国日学生，抱着到日本混一混的思想，或挟邪赌博，出入按院或漫游无度，虚掷岁月，成为留学界之蠢。但是r大多数学习师范的留日学生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们刻苦攻读有关学科，吸取近代教育的新知识，并在教员的指导下，’到日本的学校进行实习；在不长的时间内掌握了当教师的基本技能和技巧。这些毕业生回国后，迅速推动了各地学校教育的发展，缓和了师资紧缺的矛盾。四川留学日本的师范生归国后大量地被派往各地的初级师范，担任监督、教员等职。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四川学生万如茸还在家乡开办了传习师范。1909年四川视学调查学务报告称，由于图学毕业生及本省高等师范各学堂毕业者按理丽来，所以教职员还不缺乏。苏州徐嘉湘、潘起鹏等6名师范留学生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学绅王同愈等认为他们对教育确有心得，办理各学堂必能胜任愉快，极力挽留这些学生留在当地，以便充任公立各学堂的管理人员和教习。据《东方杂志》报道， 两广地区跟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被各地纷纷指名延请。山东巡抚明令全省十府二州的师范传习所以留学日本毕业生担任速成师范学校的教员。留日师范毕业生为国内教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