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少儿英语.docVIP

利玛窦少儿英语 篇一：Chinese Tradition(英译汉) 译/中南民族大学2014级MTI曾诗琴 汉语传统 汉语，汉藏语系中的一种语言，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者最多的一种语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的官方语言，香港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大多数人都讲汉语。 远古时期的汉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凭借汉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可供中国的读书人学习。也就是表意文字。不像表音文字，表意文字不受语音演变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变化的影响。然而，不可避免地，口语体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在白话文出现以前，口语体已经和古汉语有了明显区别。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白话文才取代古汉语成为正式书面语的媒介。古汉语有以下特点： (a) 它的高信息承载度，经常被与电报的风格相提并论 (b) 它的语法易变性，同一个汉字可以当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使用 (c) 它对时态和数的节制使用 (d) 它的音调特点，在文学创作中尤其重要，在文学翻译也如是 这些特点传统意义上引起了口头翻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笔头翻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白话文，现在叫做国语或普通话，是多音节的，词性繁多，多借助于语法规则，尽管如此也并没有像法语或德语那样广泛而强制使用。欧洲语言的翻译，主要是英语，已经逐步地使汉语与那些语言靠的更近，至少在写作风格方面。 自从第一次部落战争或生产交换以来，作为一个有着大量方言的大国，中国极有可能见证了笔译和口译活动的发展。早期的历史文献诸如公元前一世纪的《史记》提及了很多外交和商务背景下的笔译。早在周朝，公元前九世纪，就有专门政府官员负责口笔译工作；他们的头衔根据他们所负责的语言组别而不同。作为整个礼仪的一部分，在和外国使者的往来中他们总会在场。这个时期政府口译员的头衔叫“舍人”，字面意思是“靠舌头吃饭的人”。现代汉语对应“translation”有一个“译”字，构成了自汉代（公元前195年——公元七年）以来官员头衔的基础：译员或译使，字面意思是“翻译官”。历史记录也表明在汉朝，笔译员/口译员（译丈）常规情况下是由商人在他们东南亚和印度的漫长旅途中雇佣；他们也出现于诸如巴克特里亚开往中国西北的商旅队伍中。在唐朝（公元618-906年），中国和其邻 国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有大批旅居中国的外国人被政府雇佣为口译员，并被允许和中国官员一起执行外交任务。 从周朝到现在的三千年里，中国翻译者基本上都一直在为政府和商人工作。现存的诗歌翻译至少可以追溯回到公元前四世纪，但是这些早期的文学翻译大多数都作为各种外交任务的经历记录下来。但是，在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阶段中，翻译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超过了政界和商界。这些时期里最重要的翻译和佛经、基督教传教士的经文、引发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文化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其随后与欧洲国家的往来有关。但是笔译和口译在中国除了这些高峰时期以外也有一席之地，除了在那些时期里涉及的主要语言外，自十一世纪以来已有许多汉语书籍被翻译成诸如蒙古语、西夏语、满族语和日本语。 佛经的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翻译浪潮。在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前，已经有了第一批佛经的汉语翻译（尽管有些资料把时间往前推到公元70年）。这标志着一个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的开始，这些活动通常是由政府赞助的，且持续了九个世纪。考虑到时间跨度和这一时期译者的数量，翻译方法和手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连译者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几个世纪以来都有相当大的变化。 佛经从梵文翻译成汉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东汉和三国时期（约公元148—265年）；晋代和南北朝时期（约公元265—589年）；以及隋唐和北宋（约公元589—1100年）。在第一个阶段，译者是来自中亚和新疆的和尚；他们大都因其宗教知识受人尊敬，但他们的汉语水平很差。像来自安息的安世高（第一个将佛经译作汉语的人），据说在他来到中国后不久就基本掌握了汉语，这样的和尚可谓是凤毛麟角。这种语言的不足反映在这个时期的翻译当中：尽管外国和尚在中国有其信徒和中国和尚的协助，他们的许多译作读起来仍然很拗口。而且，大量早期的汉语佛经翻译都不是基于印度文本，而是通过翻译的和尚的母语间接翻译而来的。 早期的翻译方法反映了这些译者的优缺点，也反映出当时的翻译重点在神学的准确性上。翻译论坛，或议场，被建立起来，由一个德高望重的佛教僧人作为主要译者（译主）。外国和尚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文本的意思精确地传达出来。在这个外国和尚下面有一个或更多的精通这个和尚语言的口译者（答语或传语）；他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和尚的禅语译成汉语。有许多听众，有时有成百上千的中国和尚和外行学者以笔记的形式将这个和尚的阐释记录下来。汉语翻译当时由“记录员”（笔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