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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制度变迁 篇一：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L·E·戴维斯 D．C．诺斯 引言 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包括了对人们与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尤其是“新”派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事件，制度被视为既定的，那些更为传统的史学家的“考古”癖有时会受到蔑视。或许是由于他们对长期变迁的关注，传统的史学家已承认，制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有关（一种对它们来讲是很显然的相互关系，不过经济学家只是逐步领略到的）。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于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正如这些复杂的制度已随历史而演进的一样，已形成的这些复杂的经济制度为这一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实现的框架提供了一部分内容，尽管历史片断往往从一些理论形式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用于帮助理解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却很少。在缺乏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局限于记叙、归类与描述，而愿意承认这一局限的历史学家却很少。 如果史学家对经济发展进程的解释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洞见力，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于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因果结构的蓝图。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常常不是根植于明确的前题所得出的充分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鲜明的直觉知识。这一直觉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某些方面超越数学，并不在于历史学家盲目地拒绝拜倒在科学的祭坛下，而在于事实上他能够利用的理论常常说明能力很差，是与事实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历史长河中表明了一些逻辑错误。直到“更好的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仅仅依赖于过去对他十分有用的直觉知识。 不过，这些理论是不可能从一些象牙塔似的理论家的前额中生长成熟的，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与解释过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与片断中形成。在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 本书是对美国经济史的理性历程的“逐日”记叙，这一历程计划要描述已产生的现行经济制度结构的发展进程，该描述又是第一次（非常粗略地）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本书是对美国历史中发生的制度变迁原因的研究，它尤其关注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一理论在有些观点上是很薄弱的，而且有时的解释是惊人的简单。不过，本书确实代表了向着一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步，它确实对美国的经济经验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 既然本书是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而作。它在写作历史时可能偏离了模型和理论的作用，尽管这样做在技术上是不准确的。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交替使用“模型”与“理论”两词，它们将既指一系列假定相关的逻辑结构，也指某些结论。在经济学中，它最初总是假定企业总是试图使利润最大化，它为其技术能力和对现有资源进行组合的生产可能性所制约，并在其销售机会中受某些市场条件的约束。这些假定所得出的必然结果是，如果向一个企业支付了生产所有产品的费用，它所选择的经营水平是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即总收益 与总成本之间的差别最大。这一结论只是一种逻辑推理，正如任何这类结论一样，它对现实世界的预见和解释力，除了其逻辑上的正确性外，只有在其初始条件得到满足后才有效。只有在这些情况下，理论才被说成是“可操作的”。例如，如果我们试图解释一个苏联企业的生产决定，它的目标是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的最大化，那么这种理论就不是十分有用的。 即使理论是与一些相关的初始条件相结合，而且在原则上是可操作的，历史学家也必须认识到，从理论中所派生的“法则”（即预见性的或解释性的陈述）是可能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在同样的方式下，一个物理学家不可能预言单独一个分子微粒的行为，但他却能预言大量的这类微粒的平均行为。经济理论家能预见典型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却不能对单个的决策单位的行为作出有意义的预见。 如果模型是完全有用的，它在理论上应能预见两类事情： 1．在一系列已确定的制度和一些非均衡的力量既定的条件下，模型应该能预言新形成的制度是否纯粹是个体的（即仅包括单个的决策者），它是依赖于一些自愿合作形式，还是依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 2．它应该能对初始的非均衡与新的（或突变的）制度的建立之间可能消失的时间阶段作出一些估计。 本书试图说明一个制度变迁的理论，并将理论应用于美国发展的某些方面。我们希望这一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进程的理解，而且这一经验将可能修正模型，以使它在将来能用于解释某些非经济制度和某些美国以外环境的变迁。模型的建立方式在原则上是可以操作的，尽管它像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模型一样，其预见力比期望的要差。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