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形而上学原理.docVIP

人子对你们说，“我来不是要废除世上的法律，我来是为了成全：废掉这法和诫命的，他在天国中要称作最小的；遵从这法和诫命的，他在天国要称作大的”。基督教不是革命的宗教，所以它才拥有普世性它才能成为西方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分离教派，正如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分离教派一样），即使在那几位最严厉的哲学家皇帝残酷迫害基督徒的黑暗年代里，基督徒也不曾大张旗鼓地反抗强权，因为教父们深知，教唆民众推翻政府的教会必然会被另一种革命性的教义推翻（因果报应），恐怖主义和激进革命是与基督教清贫，忠贞，坚忍，宽恕这些核心教义永远不能相容的 – 无论你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耶稣基督明白地说，“只爱那爱你们的人，能得着什么福分呢？那些最坏的人不也是这么去爱别人吗”？主不教人反抗，只要人忍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也不会有良知尚存的人反抗基督教教义，这就是虔诚在尘世里所得的报偿。 人无权反抗政府的立法，它是世俗的定在之人法，也是神圣的精神之神法，社会契约是假定符合全民共同利益的，由所有公民一致签署的不可废弃的法律文书，以非法程序反对一条人民公约，就等于对共同体宣战。即使不考虑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论，不提民法精神，但以法的本性的而论，结果也是一样：法律是经由对私人特异性的扬弃，使精神上升到更高普遍性的结果。人生的痛苦来自意志主观性同客观对象之间的矛盾，然而二者之表面对立却又是生命力的来源，只将外部对象带入主观意志里定义和玩味的精神仍旧是私人的任性，它由于否定自我获得的一切外部经验而对其它意志缺乏规定性。只有实现了目的的意志才是客观的，只在主观意志内部获得虚假满足的就叫做“玄想”（即对理性的滥用），从另一个同等浅薄的大脑那儿得到响应即被称作“清谈”，这两种为底层社会所常见的轻浮行为要被排除在立法会议之外。意志主体的目的必须符合它的概念，它沦陷在客观对象里就成了迷信的，奴隶的意志，而失去主观意志的无限性，自由意志的定在就是“法”，它是理念的自由，因此对法的抗拒就必然造成意志的不自由，使主观意志不能实现与客体的统一，而永远不能上升到消除了意志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矛盾的自由理念。法只有一个功能，就是限制作为意志主体之“我”的自由，实践的法只能是否定的，它只造成任性的，而不是意志的“不自由”，法的最终目标是消除私人意志的特异性，达到更大的普遍性，使自然人上升为社会人 – 也就是道德的人。世俗法律与经典中神的约法之间只存在程度差异，而且世俗法律是绝对概念的定在，是自我意识之自由的定在（它不断被历史经验所检验和修正），只有世界精神是绝对和无限的意志，它是人类意志进化的最终目标，表现为法在实践中的三重境界，即家庭是对单纯自我任性和兽欲的取消，民族性是对家庭意识和幸福主义的取消，从而到达最高的世界精神的统一，它是对狭隘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的取消，只有当世界上不存在国家，民族，人种，文化区分的法才能称之为“普世的公义”，它才能够不加暴力强制，被世界公民们自觉自愿地遵行。这之前的法律尽管不完美，却是通向普世公义之法的阶梯，若以革命或改良的漂亮口号废除或曲解它，人类的内外部意志的统一就永远是一句空话，他们只能一直原地踏步，在通向不断变善的道路上反反复复，尽管他们看上去也是在向着至善努力，实则不过是用借口让善的进程停滞，乃至不断向终极之恶倒退，因为你签订的契约既然是可以被革命推翻的，你就不可能拥有长期有效性的，延续的进步，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即便你用一个听上去更“进步”的主义或制度去美化你们的退步，又能骗得了谁？不过是像不列颠帝国的议会政府，像法国革命的共和政府一般，用一个虚妄的梦让愚蠢的国民始终对那早已被取消现实性的前途始终心存期待罢了。在法的规定以外的任性和心灵冲动都缺乏实体，乃是动物欲望拒绝精神达到普遍意志后的纯粹的虚妄，我们不能将这样的精神当做人类的精神。 法的概念先天存在于实践之中，它同时也是对行动的规定，所以又是后知后觉的，即不受主观时间规定的限制，我们的行动中包含着概念，但只能通过行动去认识它。伦理是对主观意志 – 道德 – 的外部规定，它是道德为自身生存目标锁定的定在，这种最高的伦理显然只有在国家那里才能实现。法和伦理的概念及内部联系决定了我们不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有权利违背法律，有一人违背了它，就等于法许诺所有人都可违法，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为后人开了个极坏的先例，胡适早年对国民党的批评是很中肯的，孙中山只同意称他自己推翻满清朝廷的暴动作“革命”，而当陈炯明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起兵反抗，孙中山就说这是“背叛”而又拒绝称之为“革命”了，这证明革命党人是一伙典型的“自我主义者”，他们不顾外部客体是否与主观意志的概念相协调，而是退回到自我意识里满足于任性那虚幻的一致，孙中山衡量革命的双重标准被蒋介石完美继承过去，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其实是想打着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