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参考】.doc

第一部分 自由主义 第一章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郑安光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 旧制度” 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这是一个” 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 的时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 免于侵害” 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 永久和平” 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代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约翰·默里、帕克·穆恩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菲利浦·诺尔贝克和大卫·米特兰尼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威尔逊所言：” 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 。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 十四点” 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 十四点” 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 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 十四点” 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 应该如何”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 现实如何”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 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