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与官果督商办.doc

轮船招商局与“官督商办”公司 2012年08月14日 南方都市报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经营内河及远洋航运业务。图为上海总办事处。1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经营内河及远洋航运业务。图为上海总办事处。 　　百年货殖传 　　李玉 　　中国现代实业自晚清开始蹒跚起步，在蛮荒中艰难生长。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商海风华，能为我们提供观察这一时期社会的重要视角。本报推出“百年货殖传”系列，意在用通俗的方式叙述近代以来的商业往事，呈现历史细节，借此一窥近世中国的一个侧面。 　　1872年1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创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现代化的航运企业，也是第一家公司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等人。创办招商局，除技术引进之外，李鸿章还有制度创新，这就是他办主推行的“官督商办”公司制。 　　“仿西国公司之例” 　　经李鸿章批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章程第一条赫然写道：“（中国）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李鸿章明确指出：“轮船招商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另外两位著名官员刘坤一和盛宣怀也分别指出，招商局“系仿泰西各国设立公司办法”“系众商公司”。《申报》在招商局创办的第二年发表社论称：“今日中国所设立之轮船招商局，公司也，此局为中国公司创始之举”。还有人称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之局，“虽不曰轮船公司，其实则与轮船公司无异矣”（《皇朝新政文编》卷21）；轮船招商局“实系已成之公司，从前称公局者，即系公司之谓也”（《盛宣怀实业函电稿》，第122页）。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不乏规模巨大的产业组织，但多为官办性质的各类工场，例如清代云南铜矿业以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织造工场。在民间社会，虽然合伙经营源远流长，而且出现过集资较多的组织，但是传统合伙一般以“人合”为前提，合伙人必须彼此熟识，其出资与经营不相分离且负无限责任，对外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因而生产、经营效果有限。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孕育出公司经营机制，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逐步落伍于西方的制度因素之一。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据汪敬虞先生考证：“华商附股外国洋行经营航运事业，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至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非但不能御敌”，反而“倒戈相向”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招商局创办艰难 　　轮船招商局意在“招商”办公司，但最初招募商股时困难重重。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无人过问”（郑观应语）。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二十万串制钱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5万两。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10月12日更涨 　　至267两。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当时的媒体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轮船招商局毕竟不是一家普通公司，其名曰“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商权与官权在企业中的对抗从未间断，且愈演愈烈。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公司律》之后，招商局股东有了同官权做斗争的合法依据，开始谋求去除“官督”，实行“商办”。但清政府邮传部从中作梗，企图保持对该局的“官督”特权。商局股东依法力争，邮传部不得不于1911年8月批准《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同意该局“实行公司商办主义”。 　　“官督商办”与“保商” 　　在轮船招商局的带动和示范之下，此后相继成立了其他企业，例如开平煤矿、云南矿务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