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做官秘诀：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docxVIP

　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　1、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瞑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2、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以看出，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的。　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腐朽风气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干了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是让官场中的腐朽势力磨去的。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