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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春》中的庶民价值观
摘 要:双红堂藏清末民初京调折子戏《玉堂春》,作为根植于民间的戏曲艺术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剧本不仅故事情节吸引人,人物唱白也内涵丰富。它打破上层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现出下层人民所接受的种种思想。本文试从民间道德标准、社会理想、语言特色方面,探讨京剧《玉堂春》中的庶民价值观念。
关键词:《玉堂春》 庶民;价值观
本文研究底本《玉堂春》出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双红堂文库系日本著名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藏书,藏有四种版本的清末明初京调折子戏《玉堂春》,本次将“北平打磨厂泰山堂印行本”的《玉堂春》(简称“泰山堂本”)作为研究底本。
京调折子戏《玉堂春》又名《监堂团圆》、《三堂会审》,传统戏剧剧目,作者不详。取材于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这一折主要讲述玉堂春解至太原,王金龙升堂与布政、按察二司会审此“谋杀亲夫”一案。王金龙得知旧日情人玉堂春的悲惨遭遇后,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遂遭到布政使、按察使二位的嘲讽。玉堂春与王金龙虽已认出对方,但由于存在顾虑,未当场相认。玉堂春被带下大堂,王金龙决定想办法搭救于她。《玉堂春》在清代曾被官方当作禁戏,“在清末明初的很长一个时期,《玉堂春》一剧屡遭禁演。”①但它却能够在民间得以流传并受到下层民众的普遍喜爱,其中必然包含了能为庶民所广泛接受的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发现京剧《玉堂春》中的庶民价值观念,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作为根植于民间的艺术所散发的魅力。
一、情义至上——民间道德评判标准
笔者将这里的民间道德定义为民间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与此相对的是正统道德,即被当时统治者所认可的道德观念。正统的道德观念站在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角度考虑,并为其服务。而民间的道德标准多站在人之常情,而非官方利益的角度来评判是非,因此多不同于正统的道德观念。民间道德评判标准因没有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往往更有人情味,是非判断的出发点更具人性化色彩。《玉堂春》中明显体现了以民间道德判断是非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以是否重情义判断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可以忽视社会地位的高低。
(一)对妓女玉堂春的同情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玉堂春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妓女,受到上层社会歧视是必然之事,但地位卑贱的妓女在剧本中却是品德高尚,值得赞扬的对象。玉堂春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心地善良,这一切使妓女的固有形象发生改变,民间道德的评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等级观念,对社会地位卑贱而品德高尚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更看重的是玉堂春重义轻财的美好质量。这正是庶民思想对上层社会价值观念的解构。王金龙在妓院用尽银两,大雪天被赶出门去,玉堂春毫不嫌弃,私自找到衣衫褴褛的王金龙,赠予银两并互诉衷肠。对于她的这种行为,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对话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念:
“(布)想那王公子身上褴褛,玉堂春不嫌肮脏,怀中就抱。周仓桌下,叙叙旧情。岂不是义气?
(按)那里是义气?他那娼门之女,一派做造。
(小生)二位年兄,想玉堂春,本来有义气的。”②
玉堂春社会地位的低贱决定了她被人轻视,站在上层统治阶级的角度,妓女这一身份颇带贬义,前门送旧,后门迎新是妓女的普遍做派,难以把她们和善良真诚的品德联系到一起,就算有什么重情义的举动也不过是在作秀,正如按察使所说的“她那娼门之女”毫不客气地流露出轻蔑之感,而“一派做造”更是抹杀了她的善良之举。但庶民就出于社会的底层,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淡化了社会地位的高低,于是,固有善恶观念的评判标准发生改变。在庶民看来,玉堂春妓女地位的卑微并不能掩盖她对王金龙的真实情感,这种真情被认为是可能存在并被认可的。剧本借王金龙之口肯定了玉堂春重义轻财的品质:“想玉堂春,本来有义气的”,反驳了按察使的话,肯定了玉堂春的重情重义,是下层庶民价值观念的体现。
(二)对王金龙重情义的认同
剧本在对待王金龙的态度上,同样有打破等级观念的痕迹。王金龙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与玉堂春一样,拥有情义至上的思想。首先是王金龙爱上玉堂春以后,甘愿在妓院花掉大量银子。地位卑贱的妓女本就处在一个被玩弄的地位,而王金龙对玉堂春却不是如此,他真心相待,哪怕倾尽所有。这种做法本就不为正统思想接受,一个吏部尚书的之子,不潜心求取功名,在妓院里耗费时光,完全属于玷辱祖宗门楣,难以为正统思想所容。剧本中藩臬二司的争论正代表了官方思想和民间思想的冲突:
“(布)想那王公子,初次进院见面,银子三百两,吃杯香茶就走。你我看将起来,可以算得大大的嫖客了。
(按)那里是嫖客,分明王门中出了败家之子。
(小生)二位年兄,以我看来,可以算得一个嫖客。”
王金龙的父亲是吏部尚书,在朝为官,甚是荣耀。因此王金龙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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