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的“阮旨遥深”.docVIP

不得已的“阮旨遥深” 　　摘 要：阮籍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之一，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的五言《咏怀诗》正如刘勰所谓“阮旨遥深”。在内与外的冲突里，在今和昔的对比中，阮籍的诗篇满是幽深的情思。通过福柯“疯癫与权力”的美学视域，分别从阮籍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统治者的控制与他个人的“使气命诗”等层面出发，透视出在知识与权力隐秘结盟下阮籍性格及其诗歌的成因和独特魅力。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福柯；疯癫与权力 　　阮籍从小在父亲阮瑀及其家世的熏陶下成长，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但身处魏晋风云变幻、政治黑暗之际，他只能竭力以放浪形骸远避漩涡，“口不臧否人物”，与嵇康等人共同成就了所谓“正始之音”。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①，阮籍思想的深微难言，主要体现在他的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在环境与自身的矛盾中，在旨深与佯狂的调和里，恰恰切合了法国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权力”的美学范畴。笔者抛开福柯“疯癫与权力”美学思想的背景——西方社会从古典到资本主义的时代演进和后现代的笼罩不谈，借此视域在阮籍五言《咏怀诗》中“重生”。 　　一、“疯人院”：阮籍及其五言《咏怀诗》所处的时代与环境 　　阮籍所生活的时代，是魏晋变换之际，是政治权力交替与腥风血雨的年代。在目睹甚至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后，阮籍对于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艰辛体会颇深。此时的阮籍深知环境已然发生了变化，他佯狂、酣闹、酗酒，他拒绝与政治同流，但又不能完全脱身于激流之外。在内心忧愤与环境压抑的双重逼迫中，“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生发了。 　　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中指出，所谓“文明”的环绕下，“理性与非理性、疯癫与非疯癫”②的纠缠中，将所谓“疯人”的活动范围限定到了“疯人院”这个狭小的地域中。在古老中国的魏晋时代，在统治者的干预下，社会逐渐走向封建正轨，而社会环境也因此变得更加险恶。阮籍绝不是第一个“疯人”，也不是最后一个“疯人”。政治集团争权夺利，影响世道人心，司马氏集团不仅残害了许多支持曹氏政权的人，还把无关的读书人也扯入了漩涡当中。随着司马氏统治集团控制得愈加深入，整个社会就愈来愈变成一个“疯人院”。在这个“疯人院”中，“疯人”们有的选择缄默，有的则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感慨、抒写自己的心绪。此刻，“疯癫不再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的异相；对于这个局外观察者来说，它完全是一个普通景观；它不再是一个宇宙的形象，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③。 　　阮籍在五言《咏怀诗》第三十八中提到：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 　　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家世学养使得阮籍不可能没有远大的抱负，他对自己的人生可能曾经有过更高的期许。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阮籍被迫佯狂，“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的理想只能化作无尽的叹息，隐匿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倾轧之下。 　　又如五言《咏怀诗》第九：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 　　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衿。寒风振山岗，玄云起重阴。 　　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疯癫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形式。”④在司马氏统治下的“疯人院”里，阮籍对时代、社会、现实有一肚子的想法，他想要描述而不能，想要喟叹而不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乘着酒意，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勾勒出自己心内的“千千结”。虽然他五言《咏怀诗》多给人“反复零乱，兴寄无端”⑤之感，但联系到他所处的“疯人院”似的环境，联系到他在此环境里旁人“集体失语”的境况，便不难挖掘出他内心想要歌咏的真正的“怀”与“旨”。“寒风振山岗，玄云起重阴”所描写的，正是他所处的严酷的环境，也正因环境如此不堪，他才不得不选择这样幽深的方式来一诉伤怀。 　　在福柯的笔下，“疯癫”、“疯人”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疯人院”“将成为禁欲苦行，成为惩罚，成为某种心态的表征”⑥。阮籍五言《咏怀诗》第六这样说：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阮籍并不对自己过去的抱负再有什么多的期望，毕竟在当时“多才累身”的例子数见不鲜。“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写尽了他内心的无奈与矛盾，“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倒成为他给自己的安慰。在晋初压抑的环境中，阮籍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惩罚”，对他身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他体会到了莫大的痛苦。为了保全自身，他只能与司马氏政权做必要的虚与委蛇，大多数时候都用醉酒、癫狂等姿态躲过去。可见，所谓“阮旨遥深”不过是阮籍在当时中国庞大疆域的“疯人院”里多么身不由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