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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改革背后的话语权争夺 　　自2015年6月股市动荡以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成为热议话题。坊间流传着多套方案建议，而早在今年4月就有消息透露，金融监管方案将在夏季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公布最终方案。 　　依据惯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应该是2017年1月召开，但此前有未被官方否认的消息称，中央已考虑将会议提前到今年9月召开。而最新又有消息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延缓召开。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这一“提前”又一“延迟”，似乎透露出两大信号：中央对金融改革高度重视;当前形势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阻力比预想要大。 　　今年5月以来，金融监管部门频繁出台了政策文件。可以看出，金融监管部门在减少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的问题上，逐渐表示出共识。但是也有舆论揣测，“这是监管机构在改革前夕，努力争夺话语权吗？” 混业趋势下分业监管的困局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15年年中股灾曝露出分业监管下政府机构间协调不佳、信息分割等问题，是促使中央高层考虑调整“一行三会”机制的原因。而分业监管体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的制度隐忧则是根本原因。 　　为改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金融市场自发混业经营而导致的金融秩序混乱与通货膨胀，中国在1994年就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但随着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无论从机构层面、业务层面还是产品层面，混业经营都成为一种必然。而分业监管体系的弊端却日益凸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曾指出，由于“一行三会”的职能设置导致监管分割，政策多有矛盾，进而使得一线金融企业利用监管进行套利;而实体经济却无法得到资金支持，长此以往将积累系统性风险。 　　招商证券分析师马鲲鹏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监管竞争、信息分割、协调困难的缺陷，在监管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空白，引发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 　　在分业监管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往往希望兼顾发展与监管的双重目标，这就构成了监管竞争。分业监管机构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监管行业的发展状况。因此，金融监管政策不断松动，使得各金融行业机构的经营空间逐渐扩展， 　　通道业务就是监管套利的结果。当2012年银监会收缩信托业的通道业务时，证监会和保监会却放开了所分管的券商、基金子公司和保险资管公司等的通道业务。而借助这些通道业务，银行资金实现出表，表外投资又跳出了银监会的监管，影子银行信贷野蛮生长，甚至监管部门也不清楚这个规模有多大。 　　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对现行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2015年，e租宝等互联网金融平台频现庞氏骗局，各类非法集资规模达数十亿，又有地下钱庄疯狂套利套汇，跑路事件时有发生。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作为创新产品，处在交叉金融地段，往往会出现“三不管”的监管空白。 争议“合并”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十三五”规划建议时，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这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被提上国家议程的标志。而“建立统筹协调监管的金融监管框架”，也明确了混业监管的改革方向。 　　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学界，已经就现有的监管体制“需要改变”这一点达成共识。“金融改革正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设计，争议很大意见不统一，但急迫的现实是监管体系如果不改革已经危及安定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6月中旬表示。 　　根据公开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证监会前副主席、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李剑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卜永祥、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曹凤歧等，对监管体制改革都曾提出过建议甚至专门报告。 　　在研究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的基础上，目前围绕“如何改革”流传出六种方案。其中争议的焦点有：是否需要成立超级监管机构，是否要合并现有监管机构，怎样合并，功能界限如何划分等问题。 　　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以来，有关“一行三会”合并，建立超级央行或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超级监管系统一度是比较主流的声音。 　　但经济学家陈志武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一行三会”合并的代表。他在多个经济论坛表示，监管竞争是好非坏，在“一行三会”的体制下，理财市场和信托市场均得到了发展，而股市震荡中所出现的协调问题并非机构设置的原因。 　　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也反对合并，理由是在目前的公共治理环境下，“超级监管系统的出现可能会让市场无所适从”。 　　今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吴晓灵表示，“三会不能简单合并，关键问题是金融监管要是功能监管，考虑监管体制要有一种逻辑。”他认为，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