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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绕三灵”人类学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云南大理洱海地区的年度盛会“绕三灵”活动，一直以来吸引了地方精英和其他地区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从各个角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说明。研究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于“绕三灵”的文化阐述，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人类学学者对于对“绕三灵”文化过度夸大阐释的反思与质疑。 　　关键词：大理白族；绕三灵；人类学研究 　　一、引言 　　“绕三灵”，是在云南大理洱海地区盛行的以白族为主的传统大型民间活动。每年四月二十三前后，大理洱海周边的白族便伴随着对歌声开始了“绕三灵”活动。白族节日众多，而尤以“绕三灵”所包涵的文化内涵、人类学意义最为丰富，也因此，“绕三灵”吸引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并且研究成果对人类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绕三灵”的研究虽然已经有集大成杨宴君，杨政业所编写的《大理白族绕三灵》一书，但为了读者更清晰的有一个脉络线索来了解人类学学者的研究，笔者试图主要以时间顺序为经，各种人类学观点为纬，来进行梳理介绍。对于“绕三灵”的研究，学者们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从不同角度对“绕三灵”这一地方民族活动进行的阐释说明，另一方面是近代对于前人对于“绕三灵”过度阐释而提出的质疑。 　　二、文化阐释 　　（一）起源传说考 　　20世纪80年代，祖居大理喜州从事白语研究的李清正，在《白族“绕三灵”的起源和性质》和《白族“绕三灵”的发展和演变》中，对白族“绕三灵”的起源与传说进行了探索考察,他认为从“绕三灵”的白语音意以及其活动内容来看的话［1］，“绕三灵”应为“逛桑林”，并且认为“绕三灵”起源于古代母系社会,是与古代“桑林之舞”相似的一种社祭活动［2］。杨政业的《农耕文化的颂歌——大理白族“绕三灵”剖析》［3］承袭了李清正的理念，认为大理白族明代的“社”是一种农耕文化的表现。［4］同年的《白族“绕三灵”起源考》中，杨瑞华认为“绕三灵”首先是农耕民族的产物，反应了农耕文化。先古白族对桑有独特的喜爱，所以定农历四月二十三日为桑神寿辰。他还认为“绕三灵”也许是白族先民原始巫教崇拜的遗风。值得注意的是，杨瑞华在文章的结论最后一句特意指出：“‘窥绍间’活动中……绝不可能有男女间不正当的行为发生。”［5］而有趣的是上文中介绍过的同年同期刊刊登杨政业的文章中，则明确提出：“绕三灵中的这种“婚外情”的现象是不奇怪的。”［6］并且认为在“绕三灵”期间的“野合”非但不会违背思想道德和亵渎神灵,反而能够起到取悦于神灵的作用。杨宗亮在谈及白族“绕三灵”的传说时提到了有别与以往的金姑的传说，而也正因为此传说［7］，杨政业在《白族“绕三灵”文化述略》中提出了认为“绕三灵”的真正开始时间应该从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开始。［8］ 　　（二）“风流合欢会” 　　关于“绕三灵”时期，婚外性（情）的描述，在许多资料中都可以窥见。王炜的《从“绕三灵”的活动形式看白族文化特征》沿用了杨振业对于“绕三灵”体现了农耕文化特征的说法，还指出白族自古就有对于女阴的崇拜。每年春天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们都要到“上沟”去“狂欢野合”，并且这是顺从神的昭示。他认为，在封建男子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下，女性是受到压制的。而“绕三灵”则体现了对女性的一种关怀。［9］廖德广《大理白族“观桑哪”的观赏与透视》把“绕三灵”中的一些舞蹈动作视为男女交媾的动作的模拟。并且指出这种情感在“绕三灵”这一特定时期才能得以自由释放与观赏。还有的学者提出有些已婚的不孕的妇女在“绕三灵”结束后就会因婚外性而怀孕，这也是对于“绕三灵“许多白族妇女来求子的一种解释。 　　至于“怎样能够把“绕三灵”放置于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上来做研究“这一问题，沈海梅在《白族社会“绕三灵”中性的阈限》中给出了回答。她认为白族的“绕三灵”表现出通过仪式所具有的阈限阶段特征。从历史上说，白族男女在婚前有一定的性自由。为了能够在婚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维持这种婚前的性关系，同时还能够获得世俗的认可，这是就需要一种机制，而白族民间社会就通过类似“绕三灵”这种特定的朝圣活动产生出了这种机制，而这种临时的性关系就成为一种“阈限”的机制。“随着绕三灵仪式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转换，日常生活中被排斥、禁止的婚姻外性关系转换为社会认可的性关系。通过这一特定的仪式时间与空间，个体与婚姻内的性发生分离，与人的属性发生分离……婚外的性被安排为间隙发生的一种关系，社会和成员个体对性的控制由此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即使阈限阶段的特征，处于游离在结构之外的一种状态。 　　三、质疑 　　基于前人对于“绕三灵”文化内涵的研究，近期学者则表示出了些许质疑。其中较具代表的是赵玉中的《地方风俗的诠释和建构——以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架尼”为例》。在文章中，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