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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危机：论大型体育场馆的困境 　　摘 要：所谓大型体育场馆“嵌入性危机”，是指大型体育场馆嵌入其中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严重扭曲了大型体育场馆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的监管机制、管理人员选聘机制、运营的激励机制都从不同侧面诠释着这种嵌入性危机。权力至上的政治体制诱发的官僚升迁欲望致使违背市场供需逻辑的大型体育场馆大量产生。大型体育场馆管理者在双重行为目标和双重行为规则的抉择中服从了非经济规则，从而违背了委托-代理责任。而大型体育场馆激励机制在嵌入性危机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绩效。 　　关 键 词：体育管理；嵌入性危机；大型体育场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039-04 　　如今，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呈现出一种不吃即化的“冰棍”悖论。那么，大型体育场馆怎么处理就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化掉”意味着公共财产的蒸发，这在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公众都是不容许的。笔者在《卖方缺位：大型体育场馆困境的逻辑起点》（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5）一文中探讨了“卖掉”的可能性。如果是“吃掉”，是少数利益集团吃还是公众平均吃？本研究论述并非是以什么方式处理困境中的大型体育场馆，而是探讨为什么大型体育场馆会陷入这种状态？或者说大型体育场馆困境的成因，研究以嵌入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点。 　　1 分析的理论依据 　　1985年，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嵌入理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的，因而，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结构[1]，之后嵌入理论成为20世纪引用率最高的概念。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始终围绕着两个关键词：“社会嵌入”和“政治嵌入”，其中政治嵌入成为研究“苏东”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要视角[2]。用嵌入理论来解释我国大型体育场馆所处的环境，可以得出：目前我国的大型体育场馆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是由于它嵌入了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即大型体育场馆嵌入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严重扭曲了大型体育场馆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试想，大型体育场馆本身存在着体量大、功能单一、集中建设、赛后经营和开发困难大诸多问题。。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大型体育场馆，尤其是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即使学者们认同大型体育场馆的经营效率普遍要低于私营俱乐部场馆，但也不至于像我国大型体育场馆那样到处开花、处处亏损，出现那种“一个县搞个体育馆花8亿人民币、一个亚运会带来债务2 100多亿人民币、一个大运会体育中心每年几千万的维护费用依靠全额补贴”[3]的荒唐事。因此，探讨大型体育场馆的经营效率乃至未来命运，首先要揭示大型体育场馆的这种嵌入性危机，即大型体育场馆嵌入其中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是如何扭曲大型体育场馆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 　　全过程考察大型体育场馆的困境会由于相关因素太多而难以把握要领。要素论（elementary theory）是一种解释并预测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权力分配的理论[4]。之所以称为“要素论”，是因为社会关系嵌入社会结构中，用少数几个基本“要素”（elements）就可以描述结构中的关系。要素论首先界定社会行动者，再分析各种社会关系，最后论证社会结构及权力分配。在梳理相关文献和进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选取“建设者（建设者也可以称为投资人或者所有者）、经营者、监管者”3个要素，以此作为分析大型体育场馆困境的“点”；再分析这3个要素（点）构成的“线”——大型体育场馆的监管机制、管理人员选聘机制、运营激励机制。通过分析“点”的效用函数和“线”的运行机制，就可以得出违反常规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2 大型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的监管机制 　　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一系列监管机制是依托国家的监管机制，其构成至少涵盖立法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行业监督，监管机制之复杂世界少有；仅立法司法监督就包括人大机构、监察机构、司法机构，其监督机构规模之大世界少有；各级各类监管环环相扣，监管机制之精密世界少有；而且有第382号国务院令——《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条例》、建设部的《关于加强市政公用事业监督的意见》，以及各省直辖市的配套实施细则等等制度保障。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安徽省体育局具备监管大型体育场馆资格的就有体育局办公室、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体育局监察室、体育中心管理协调委员会等，各部门分别承担不同的监管职责，可以说是机构健全、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但问题是在如此高压下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依然固我。因此，不是监管机制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监管机制嵌入其“中”导致监管缺位问题。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大型体育场馆建设的监管缺位问题[5-6]。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所有者是全体国民，这是毋庸置疑的，所谓的“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