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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利民：存在论为什么是“第一哲学”——对希腊存在论的一个再思2014年01月18日 10:30:30《哲学研究》 2009年01期??近几十年来，哲学界对于存在论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而讨论者大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笔者在研究和写作希腊哲学史的过程中，对此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愿意在此提出，就教于方家。　　一、谁是“第一哲学”？　　希腊哲学在体系化后，自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哪一个哲学部门放在第一，或者说谁是“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结论是，第一哲学就是以“作为是的是”为核心问题的哲学。他的主要理由是：这门学问的主要工作是规定“真正的存在”的形式标准，然后据此梳理各种事物，确定哪一种是根本的、最能当得上“存在”（是），哪些是次级的存在（是）。在希腊文中，being(ου)可以翻译为“存在”和“是”；由于“存在”是最普遍的范畴，而“是”又是语言—逻辑学的根本要素，所以这门学问当然是各门哲学学科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哲学体系中发挥着为所有其他哲学部门准备好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功能，其成果为所有的具体哲学部门所预设。它的在先性如此明显，无疑堪称“第一哲学”。　　然而，这一说明未必真的那么令人信服。“作为是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至少听上去是一种相当古怪的学问。显然，更为自然的想法和古代人的实际做法都是把神学和自然哲学当作第一哲学，甚至把伦理学当作“第一哲学”也不是不可能。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希腊化罗马哲学，都把“伦理学”当作最重要的学问。至于作为所有哲学部门概念工具准备的学问，大多也由广义的“逻辑学”（当时的认识论）来承担。　　这种学科位序上的争执令人不得不回到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的本质规定上。作为“无用的大用之智慧”，也就是关于“作为是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据说是最为接近神的学问，而且标志着人的自由。（亚里士多德，第1卷第2章）这尤其以超出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为代表。这种振聋发聩的宣称听上去当然振奋人心。但是人们还是不禁要由“惊讶”而“好奇”，进而追问其极高尊贵性的“原因”：这门学问究竟是研究什么内容的“智慧”呢？亚里士多德对此的规定或描述反反复复，不一而足；不仅在《形而上学》的前面几卷，而且在其全书中都不断回到对这一主题的反思上来。然而他并没有定下一个一清二楚的说法。在他所尝试提出的几种定义中，有两种特别重要：一是这种学问是研究最高级的对象的；一是这种学问是研究最普遍的对象的。前者作为“关于事物的最终最高原因的研究”，似乎更为符合一般人对“哲学”作为最高学科的期望，也符合亚里士多德自己对哲学功能的形式定义（求因性、深刻性、优先性等等），并且符合希腊从自然哲学到柏拉图的哲学史大传统。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后一个定义则令人费解了：第一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亦即研究“作为是的是”的学问）为什么就是最高的学问？如果这是因为它是概括事物的“最大的”共相即“存在”的，那么外延的“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深刻，反而可能意味着空乏；如果这是因为“是”是最为常用的系词，是我们的语言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它充其量也只有逻辑学—语言学上的意义，即某种“工具论”(organon)意义上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把它提到“第一哲学”的高度？而且，如果这种以普遍性为旨归的学问是第一哲学，那么以高级性为旨归的学问又放在哪里，难道排序为“第二哲学”？　　根据一些现代学者的考证，亚里士多德之后两千年来对他进行解读和研究的人居然大多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是让人惊诧的，也是发人深省的。但是，19世纪以来，学者们似乎终于看到并牢牢抓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的这一矛盾。在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学术的主要争议问题，正是围绕着这一矛盾展开的。有一派学者基本传承亚里士多德古代注疏家和中世纪思想家的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将“是”归结到它的首要的核心——本体，又将各种本体归结到最高的一种即不动的分离的本体——“不动的动者”，也就是神；所以，亚里士多德将他自己的第一哲学也叫做“神学”，说它是最高的理论学科。然而另外一派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没有把神学而是把研究“作为是的是”的学问说成是一门最普遍的学问：它所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原理是其他一切特殊学科都要使用但并不专门研究的；它研究普遍的本体，研究本体的特征和分类，而不动的分离的本体只是其中一类特殊的本体。这样的学问当然超验（即“形而上学”）。神学只是这种研究“作为是的是”的学问的本体论的一个特殊方面和部分。这两种观点在《形而上学》的不同篇章中都能找到根据。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2卷举出的15个“哲学问题”看，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层面上的“第一哲学”。　　用中世纪的术语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是”究竟是完善者(ens perfectisimun)还是共同者(ens commune)？如果是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