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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挑战_理论探索_求是理论网 字号：『 大字体 中字体 小字体 』我要评论 一、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热议的话题。世界关于中国的议论，不乏友好善意的，也有居心叵测的，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言论。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西方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当前，这场发端于美国、之后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国家媒体更加关注中国等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一些的所谓新兴国家的成功及其原因。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与当年的共产主义阵营不同，如今的新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中国、俄罗斯，以及波斯湾石油国家——已证明他们的模式非常成功，这使得各国领导人甚至早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便开始怀疑民主资本主义未必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引自[美国]约书亚·科兰兹克《中央指挥部》，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0月27日）该文还把采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新兴国家的共同特点概括为：一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一方面又控制着一些核心支柱产业，如石油和汽车制造业，用政府资金壮大这些产业，并将其推向全球市场。该文还认为，这些共同的特点使“中国、海湾国家和其他此类国家已经积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财富资金”，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十年里，要明显高于“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无独有偶，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也认为，“中国模式”打破经济教科书常规的地方主要在于，“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国家掌握着统计数字、操纵股市，调控关键行业中的价格，直接拥有许多战略性行业；银行借钱给谁，以及投资到哪个领域，都可以由共产党的意志来决定。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像其他五大经济体那样经济迅速减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加上中国一直限制着外商对金融业的投资，而且，并没有接受成为造成全球信用危机主因的金融创新。”（那拉·弗罗哈：《中国为什么行得通》，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1月20日） 众所周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西方思想理论界那里，往往就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然而却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金融危机甚至使西方开始提出了“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对世界来说究竟是喜是忧”这样的问题。有西方媒体认为，今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模式不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蒂莫西·加顿·阿什：《中国、俄罗斯与新的世界无序状态》，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9月11日）2009年10月，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系列演讲中这样宣称：“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索罗斯：《世界的未来要看美中领导人怎么做》，《经济参考报》第4版，2009年11月17日）西方的一些政要也开始认为，如果说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4月20日）因此，把“中国模式”视作威胁的西方人总是故意诬称“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独裁”或“威权”，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这样一种“模式”。《美国人》一篇署名文章就把“中国模式”描述成这样一个较为简捷的公式，即“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澳大利亚]罗恩·卡利克：《中国模式》，《美国人》双月刊2007年11—12月号）在一些西方人看来，“除了嚷嚷几句关于社会正义的高调之外，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发展道路或者追求真正的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对于整体中国人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它对于中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