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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发展中的乡规民约 　　一、历史视野中的乡规民约 　　关于村规民约的历史起源，似应追溯到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异姓杂居村落形 成之时。因此时随着异姓家族之间因同居一村而产生于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超越家族规范的社区公共规范出来协调各家族之间乃至各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弥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内部行为规范———家法族规对家族之间社会关系调整之不足。这种适用于同一村落中各家族和各村民的社区公共行为规范，不论其称为“乡约”、“乡规”还是“村约”，都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上的村规民约范畴。虽然历史上的村规民约与家法族规紧密联系，相互为用，甚至重叠，但它毕竟又严格区别于家法族规而独立存在，成为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稳定乡村社会的又一重要手段，而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并用为“长治久安”之策，发挥着国法难以达到的积极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村规民约也由不成文走向成文化。成文的乡规民约北宋时始出现，自治性更得明显体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吕大临和吕大防兄弟创立了“吕氏乡约”。创立吕约的目的在于弥补乡里制和保甲制只重征收赋税和维护治安而不顾社会教化的缺憾。它设立“约正”，带领约中人实现乡约规程，醇化社会道德风气，约中人必须“德业相助，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当时吕氏乡约具有民间自治性质，“不许接送官员”，不为官方控制。由于儒、理学者的长期推崇，历代封建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乡约对教化民风、遵制守常和稳定民间秩序的重要作用，开始承认以至推崇倡导。至明末清初，民间大兴讲乡约运动。至清乾隆年间，村规民约已相当普及，而且涉及的内容更广泛更具体。清未，随着政府腐败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发动了旨在变革君主专制政治的戊戌维新运动。他们在提出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同时，也把革新图治的希望寄托于地方自治。他们著书立说，倡导自治，并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促成湖南新政，将地方自治思想付诸实施，从而在长期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中国首开地方自治先河，并使其思想影响播于民国之后。民国初年， 军阀践行地方自治。梁簌溟也曾积极的推行“乡治”。他们的地方自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乡规民约。 　　二、乡规民约的特点及存在的合理性 　　乡规民约即是农村自治组织协调运作准则的集合，由于国家能力有限又由于乡间事务纷繁，外人无从入手，乡规民约从一开始就极具地方性及自治性，是由农村自治组织内民众自发订立或认同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以地方惯行或习俗为主，而非国家法的细则化延伸。 　　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及其发展过程反映出以下特点：(1)均以封建宗法礼教为指导思想，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以稳固乡村基层社会秩序为目的，同时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乡村经济的缓慢发展。(2)基本上各按本乡习俗，适应本乡实际需要，“合村公议”，自行制定，保证其民间自设公共行为规范的性质而有别于正式法律制度——国法。(3)内容主要是儒礼教化，纯善民风之意。但到清朝中期以后，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村规民约的内容不断完善，有关兴修水利、禁止牧放、禁毁林木等发展农林牧业生产及乡间商品交易管理方面的内容多有所见。(4)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在村规民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普遍建立相应的乡约组织，行使乡约赋予的职权，保证乡约的顺利执行。甚至违反乡约者“如不受罚，禀官究治”，司法手段也成为乡约执行的最终保障。这样，便使乡约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同步进行，以“组织”保障“制度”的推行。(5)在村规民约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发生着同当时当地的家法族规和宗教教义等非正式制度，乃至正式制度的国法的融合与剥离，为村规民约的发展不断创造出适宜的空间。(6)特别是清末地方自治理论的提出及尝试，使民国初年乡村建设运动中制定的村规民约多少反映出一点“自治”思想。这在长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民间出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随着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虽然村规民约在主流上仍沿袭着以往的儒礼教化之风，但“自治”思想的融入，无疑给传统村规民约的内容注入了一剂清新剂，使其有了一个走向现代村规民约的发展趋势。 　　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存在和发展自有其合理性：首先是村规民约源于乡土社会，符合乡土社会的生活实际，也符合长期在儒家礼教思想熏陶下的广大农民希望生活安定、社会秩序平稳无争的普遍心理而易于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具有无与伦比的社会适应性和实用性，在国法之外柔和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合理地调整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使村规民约的存在和发展获得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其次是历代统治者的认可与推崇。村规民约虽非国法，但它广泛的民众基础及软调整”功效，迎合了统治者制造“顺民”、“愚民”的需要及“国泰民安、万世永昌”的愿望，被历代统治者认为是效法“大禹治水，疏而导之”，不需要大的代价便可收到显著实效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