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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稳定性看近代中国的落后 　　[摘 要]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长期稳定、孤立造成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缺陷，为日后形成落后、盲目的民族思想意识形态提供了厚重的温床，在明代中期以来逐渐封闭的国际视野中，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家对外政策和国民思想意识中的极度保守成分，拖累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新，并使国家主流文化意识趋向封闭。这种恶性积累终于在百年之后的清王朝末年彻底爆发出来，从内因上造成了中国走向没落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稳定性；落后；封闭 　　【中图分类号】 S-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330-2 　　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间竞争和战争不仅代表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也表现为更广阔的国家思想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博弈，并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制度等内容反映国家之间文化思维和思想观念的异同。自从郑和七下西洋以后，中国日益明显的文化活力与魅力逐渐固化，顶层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精英阶层持久的儒家思维惯性和广大下层传承的宗族制度，都加速了原本内敛收缩式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使其更加保守、固化、封闭。伴随着18世纪洲际航运的扩展与区域封闭的打破，世界的轮廓更加清晰，中国却沉醉于昔日的传统和成就而闭关自守，无法拥有稳重宽阔的世界视野和胸怀，接轨世界文化的潮流，更新中国新时期文化。 　　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生与延续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的世界文化系统之一，一般指上起夏、商、周，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农耕文化内容，包括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教育科学等独特文明的文化整合体。 　　（一）农耕文化是原始文化的基础 　　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在公元前6000年已经栽培粟（小米），长江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已经种植水稻，并且农业耕作地区上出现了早期的农业革命与文明。人类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来创造、生产食物，并且改造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由食物攫取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中，诞生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生存理念的初步认识和理解，原始的宗教崇拜与原始艺术相继诞生。“中国北京的山顶洞遗址的一块墓地上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和一些躯干骨，都配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还有赤铁矿粉撒成的圆圈。”红色的赤铁粉象征着鲜红的血液，显示着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显然是原始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禁忌和尊重，原始宗教已经催生出萌芽；手工装饰品的出现证实了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艺术追求与表达的变革，但局限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类的思维也局限于生存、食物、宗教、艺术等初级原始的自然崇拜文化。 　　（二）农耕文化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夏商周阶段，对于农业的重视逐渐的体现出来，农业成为了华夏儿女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大禹治水”的反映了人们为了减少洪水泛滥对农业收获的影响。夏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除了发现用于耕作的耒、耜外，还有石犁、石铲，垦荒用的锛、斧，收割的刀、镰等农具，可见当时农业科技工具的完善与专业；夏的天文历法也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到了商代，农业文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是当时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卜辞中屡见商王卜卦各地“受年”、“受禾”、“受黍年”的情况，农业产品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富足的工业原料和生产基础；商代发达的工商业也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强大生产力。周朝建立后，宗法制与井田制两种社会制度出炉，为庞大的周王朝巩固建立了新的统治思维和建国理念，创造了中国农业文明中社会制度文化的重要成分。而这两种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就是周朝疆域内的土地，土地和农业是周王分封王侯将相和实施农业政策的依据，是国家顶层统治和基层管理的根基，诞生了中国宗族制度的雏形，开创了土地国有化的序幕。农业高度发达创造了社会制度文化的基础。 　　（三）农耕文化是民族性格的基础 　　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应接不暇，统治制度和制度改革层出不穷，但是以将农为主、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贯穿始终，并不断加深。土地和农业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而农民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坚实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量；土地和农民又是国家兴盛和政权巩固的基础。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和延续的基础，以土地和农业争夺为根本的权利追逐奠定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统治者的重农固本与小生产者的安土重迁相辅相成，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保守、稳重的性格，与农业的深深缘分造就了中国人较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乡土情结。 　　中国人民对农业和土地强大的依赖性和传承性，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打破这种由农业文明创造的传统农耕文化，或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