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彬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docVIP

张文彬 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txt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文明古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之一。按我国行政区划，直辖市、省、自治区及其辖市、县以上城市达2000多个，它们分别成为国家的、地区的和省、市、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城市群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又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财富和雄厚的发展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态势变化中，中共中央和我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社会政治大局稳定，人民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科教文卫臻臻日上，显现了一派和平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过程步伐的速度加快，已经出现了近代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的城市问题和由于国情不同产生的一些特殊问题。如何面对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就是问题之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推动城市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针对当时文物保护面临的形势，政务院即发布了有关法令，加强对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管理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文物工作要“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比较好的解决了城市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随后，1961年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必须进行经常性的文物调查工作，并选择重要的文物，根据其价值大小，报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国务院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级人民政府多次公布了所辖范围的文物保护单位，使之成为文物管理的经常性工作之一。这种保护单位的管理，包括划定保护范围及划出建设控制地带，树立标志说明，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立保护机构及保护组织（简称“四有”），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2002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重新修定颁布实施，为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面发展和文化遗产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我国还陆续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从一个封闭的概念变成一个开放的概念；从单体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上的文化遗物，扩展到相互关联的文化遗产群体；从仅仅有物理上联系的文化遗产，扩展到与大自然之间紧密联系的文化遗产；从历史和艺术价值上的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到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从普遍环境下的文化遗产，扩展到特定环境下的文化遗产；从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扩展到工业、农业等领域的遗产等等。在保护方法上，也由过去的单纯的文物修复，演变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保护。 　回顾我国对文物、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认识和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也经过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过程。以往我们在城市建设及规划中，主要集中在“点”（文物保护单位），忽略了“线”（城市建设的中轴线及其周边）和“面”（城市宫殿主体及里坊、胡同、街道布局），也就是突出了“重点”，忽视了“一般”。虽有此后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名镇、名村”以及重点街区名录的公布与保护，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作了延伸拓展，有“亡羊补牢”之意，但“为时已晚”。尤其是中国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虽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市容改观，道路拓宽，高楼林立，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显著飙升，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赞誉。但由于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和城市规划的滞后或虽有规划却“朝令夕改”，规划跟不上变化。更因某些城市执政官员在“政绩效益”的趋动下，置城市历史文化特点于不顾，以“加快旧城改造，改善人民生活”的名义，仅凭主观意愿“大拆大建”，追求“高大新尖、豪华舒适”，强调建筑个体的独特和怪异，很少顾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盲目建设“仿古一条街”或“欧洲一条街”、“巴黎广场”、“罗马花园”，使建筑的民族传统、地方文化特色不断失落，以致造成“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城市建设在这样的误区中，对旧城开发必然造成“建设性的破坏，破坏性的建设”，不该拆的拆了，不该建的建了，文化遗产严重受损，城市文化内涵和历史时代的物证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这是十分深刻沉痛的教训。就以首都北京而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