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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里的浪潮 　　在西方，音乐节有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它不仅仅指代着一场户外的音乐盛宴，更是一种文化标志。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举行，被公认为全球音乐节的鼻祖和里程碑，更是流行音乐史中最重要的时刻。这场摇滚盛事远远超出了人们对音乐的理解范畴，而成为西方现代思潮中的一座精神圣殿。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西方人认为，参加音乐节是人生的一个必经过程。 　　多年之后，西方人理想中的“乌托邦”，在中国得到呼应与延续，2007年国内只有四大音乐节；短短五年过去，国内音乐节数量已经超过了九十个；2013年则大有破百的趋势。音乐节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综合型户外商业活动那般简单，而是一种迎合现代青年需求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手段。国内音乐节的飞速发展，预示着一个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版图正在中国扩张，也折射着现代文化潮流的变迁。 　　今年五一期间，迷笛、草莓两大巡回音乐节在北京上海两地共吸引34万人次到场，除国内重量级摇滚乐手崔健的固定出席外，英国传统摇滚乐队之一Travis等大牌的加盟，也体现出中国音乐节和世界接轨的趋势。两大音乐节之外，诸如杭州、西安、成都、武汉、丽江也在发展自身的本土音乐节。其中，丽江雪山音乐节、热波音乐节、西湖音乐节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发展格局。摇滚乐为主流的音乐节井喷，爵士乐、电子乐、世界音乐、民谣、古典乐等为内容的音乐节形式也在滋长，内容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 　　和理想很近，和商业很远 　　有一年，迷笛和北京某区政府合作，宣传人员写了一条广播稿让张帆播放：“我们热爱自然，我们热爱生活，我们反对吸毒，我们友好善良，我们不打架。”这个要求让张帆瞠目结舌。 　　每当音乐节散场，观众一个个井然有序地离开，隐没在人流中。这是摩登天空CEO沈黎晖所有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刻：“我会强烈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因为我，他们走到了一起，在音乐节相遇、分手或复合。音乐节上演了太多故事，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关于音乐节的独家记忆。” 　　实际上，沈黎晖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涵盖中国音乐节的发展历史，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不同音乐节品牌平行发展，熬过不被理解与支持的“地下”时期，终于在某一时刻碰撞出火花。 　　中国最早的音乐节火种可追溯到1996年，在一座名为开平的小城市，沼泽乐队作为策划人之一发起了以本地摇滚乐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开平音乐节”。三年后的北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则是德国人Udo Hoffmann。1999年，由他策划的首届“喜力节拍夏季音乐会”在北京日坛公园举办，“边吃、边喝、边溜达、边听音乐”的生活方式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2000年，北京香山脚下，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内，一场以纯粹摇滚乐为主题，完全免费的学校汇报演出正在展开，那是中国本土音乐节的雏形。“乐队全部免费演出。制作费总共也就两万块钱，包括海报印刷、免费啤酒、音箱租赁，盒饭十块钱一份。”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创办人张帆回忆道。第二年、第三年，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围坐在学校草坪上晒太阳。作为一位毫无架子的学校领导，张帆此次出现在演出现场，不是学生的人也习惯亲切地叫他一声“校长”。那些年，“音乐节和理想很近，和商业很远”。 　　那时的音乐节脱不开“自我陶醉”的标签。乐评人张晓舟曾撰文回忆，2000年的昆明现代音乐节，因为经验与预期不足，各种协调问题频发，最后甚至一度拖欠工资，工作人员消极怠工，本就属“地下”的音乐节变成记者笔下的笑料。靠着热情做事、没有合同、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以及没有符合预期的乐迷数量，是这个过程中快速产生又消失的音乐节们共同的特点。 　　2004年，迷笛音乐节来到北京雕塑公园，门票仅卖十块钱。这是中国音乐节第一次收费尝试。第一次办大型户外音乐节让张帆自己“搭了点钱”，但这次实践迈出了中国音乐节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在张帆的努力下，迷笛变成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文化符号，开始从“小众聚会”向大型商业音乐节转变。 　　每一年，张帆都为音乐节选择一个关键词：PM2.5，绿色与和平，爱熊行动等等。在张帆看来，音乐节不仅仅是一个聚会，更要直接地表达态度：“报批时，我们不说主题，因为文委只审乐队名单不管主题。”张帆笑说自己是“机会主义者”，大多时候在打擦边球，善于在围剿中找到空子。 　　2013年，迷笛落户深圳，变成文博会分会场。张帆坐镇深圳大运中心，和记者畅谈与当地知名地产商签订的五年合作计划。在这之前，迷笛音乐节的百度百科还滞留在“所有乐队义务演出”，以至于跟新的合作方打交道，被问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义务的吗，为什么乐队还要出场费？”张帆哈哈大笑，在自信与自傲的背后，却是一套“不死磕”的哲学：和官方以及赞助商打交道，懂得找到平衡点，并坚持摇滚的底线。 　　“学会妥协，同时要在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