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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为应对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化、犯罪方式日益新型化的反腐败趋势，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利用影响力受贿这一罪名，扩大了犯罪主体，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之人纳入刑法范围，以更好地规范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社会交往等行为。由于是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如何执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着重阐明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主体、犯罪溯及力及定罪量刑标准三个问题，以达到拨云推雾之功效。 关键词：影响力 关系密切人 特定关系人 溯及力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公布实施，同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新罪名，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增设是我国惩治腐败犯罪与国际接轨迈出的重要一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随着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形式的日趋多样，现实生活中经济犯罪的手段、形式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谋取私利过程中增加了一些中间环节，或者说进行了利益“搭桥”，也就使得这样的行为变得“合法”、“正常”起来，很难被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这种行为在后果上与直接受贿并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利用公权谋取私利。“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这一新罪名的公布，不仅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要求，也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所以，在刑法条款中增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这一新的罪名，扩大受贿罪的主体，将有利于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更好地执行国家法律。问题是这项罪名规定以后，如何操作、如何执行，对这项罪名作用的发挥十分关键。因为，这项罪名不仅涉及的范围较广，而且由于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关系，界定的难度较大。界定不准，既有可能出现冤假错案，让好人蒙受不白之冤，也可能让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惩罚。 一、增设“影响力受贿”的必要性 腐败犯罪目前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腐败犯罪，联合国大会在2003年10月通过了《反腐败犯罪公约》，该公约将“影响力交易”规定为一类贿赂犯罪行为，即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者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二）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我国在2003年12月加入该公约，鉴于我国刑法原有的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并不能涵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有必要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制定该罪名。 二、“影响力受贿”的本质特征 刑法修正案第13条作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此修正案明确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规定为犯罪，完善了反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体系，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具有以下本质特征：一是将原来受贿罪以及“斡旋受贿”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往往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将原来直接的“权钱交易”的受贿形式扩大为间接的“影响力与金钱交易”所形成的受贿形式，也即在非共同犯罪的情况下，有职务的人并非是实际受贿者，没有职务的实际受贿者可以单独构成犯罪。三是改变了原来斡旋受贿“以受贿论处”的提法，明确配置了独立的法定刑，从而将这些行为从受贿罪中分离出来并最终确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这一独立的罪名。 三、对“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中涉及的“关系密切的人”的概念界定在实践中存在着争议，因为在此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