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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到现在，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已有近110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人的日本留学也受其影响时而兴盛时而衰落，基本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和留学欧美一样，中国人的日本留学，是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探索自己的近代化之路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对于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很有意义。并且，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对中日两国来说，不仅仅在教育文化史上，同时在经济和外交关系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史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史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亲身的经历，对中国人留学日本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关注。1997年在日本撰写并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日本留学的一百年---历史轨迹和现在的留学情况”的论文(奈良教育大学纪要，第46卷，第1号)。这篇论文在有关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地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阐述了它的特点和意义。文章根据日本留学进程中发生的变化，将其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来进行考察。第一个阶段从1896年到1945年，称为第一次留学日本高潮。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72年重新恢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算起到现在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二次留学日本高潮。本文是这篇论文前半部分的中译稿，探讨了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日本留学，即第一次留学日本高潮。一、日本留学的开始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揭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很久以前，日本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也有中国的交流使节前往日本，但那是把日本置于华夷尊卑的关系之中，以显示“中华帝国”的恩惠和威力。然而这一次， “老师”和 “学生”的位置却完全颠倒过来了。从前的“老师”开始向昔日的“学生”学习起来。对此，虽有日本人称赞: “向昔日旧弟子问道求益，此乃大国之度量”①，但实际上，对清政府来说，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做出的无奈选择。当然，与其说是向日本学习，不如说是把日本当成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和中介。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一样，认为西方是近代化的典范。而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是为了谋求近便和速效，对此，湖广总督张之洞那篇著名的《劝学篇》中论述得非常清楚: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因此， “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除了近便和速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正如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所言:“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相似”，把忠君爱国、尊崇孔孟的日本推为同洲、同宗的样本。②清朝统治者持“中体西用”论，即把维护封建秩序的“中学”视为主体，而长于技术工艺的“西学”则视为实用，因此认为，与其直接向西方学习，不如间接向日本学习更为安全。然而这种肤浅而又姑且的认识也进一步招致了清朝的灭亡。实际上，留学生们在日本学习的并不是忠君爱国和尊崇孔孟，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接受了西方思潮刺激的留学生们认为，封建王权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原因，不久，他们便积极地参加到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运动中。清朝统治者的愿望在留学生们那里遭到了背叛，这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讽刺。1979年，在中国重新恢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时候，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建议道: “希望中国方面，即使对清末、‘五四’时期的留学热情和愿望给予高度评价，也不要拿张之洞的所谓‘地近、情通、费省、效速’的观点来看待日本。日本有日本自己的路……因此不要以‘情通’，而应以‘智通’来看待日本”。③这种说法也许多少点到了问题的要害。二、初期的留学生派遣1896年派遣的13名留学生在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了3年日语及化学、物理、数学等科目。除了中途退学以及回国的几名学生之外，唐宝锷等7人顺利毕业。其中有3人升入专科学校，还有几人升入大学，唐宝锷和戢翼翬2人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毕业。初期的留日学生主要是官费生，不仅有中央派遣的，也有地方政府及教育机构派遣的。多数留学生学的是军事。根据陈琼莹《清季留学政策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中登载的“清季中央地方派遣留学生表”，1898年，除清政府派遣的数名以及京师大学堂派遣的31名留学生以外，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和浙江省也分别派遣了6名、20名、6名、30名和4名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1899年，浙江求是书院派遣了4名学生赴日本学习普通科，该书院于1900年也派遣了18名留学生。另外，南洋公学和天津学堂在1899年分别派遣了6名和12名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日语，1901年